“东南欧”概念背后的政治构想与文化支撑
李建军
摘 要: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统治的衰退和现代地理科学的发展,“东南欧”概念出现并与“巴尔干”并行使用,在“一战”前后得到了罗马尼亚等新兴民族国家的推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传播和巩固。冷战期间国际东南欧研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该概念正式进入国际学术体制,欧盟的《东南欧稳定公约》更使其在学术与公共领域得到接纳。“东南欧”的演进与多方政治议程密切相关,既可为罗马尼亚等民族国家提升区域地位服务,亦能在冷战期间为东西方缓和提供话语框架;曾被纳粹德国用于战略扩张,并在冷战后助推欧盟东扩进程。这一概念的生命力亦得益于历史文化层面的支撑,它通过消除“巴尔干”暗含的负面他者形象,突出该地区的“欧洲性”,从而构建出一种既具文化交流互动空间意义又含有历史连续特征的区域认同。“东南欧”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不断承载政治构想和文化阐释的交汇场域。
关键词:东南欧 巴尔干 奥斯曼帝国
与“巴尔干”一样,“东南欧”是指代欧洲东南部的一个流行名称。自19世纪以来二者并行使用至今,且随着冷战后巴尔干国家社会转型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东南欧”的使用在西方越发占据主流地位。二者虽在学术研究和公共生活里经常被混用,但承载不同的政治构想和历史文化意涵。在全面推进区域国别学的当下,解构“东南欧”或“巴尔干”,不仅关乎东南欧或巴尔干研究的范式革新,而且有助于洞悉该地区国家的身份认同和选择困境,进而促进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区域认知框架的构建。本文主要通过梳理“东南欧”概念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脉络,剖析其背后的政治动力与文化逻辑,解构“东南欧”这一区域命名如何与国家、国际组织的政治议程和文化阐释交织共谋。
一、 区域名称“东南欧”的兴起
“东南欧”作为区域名称的出现与“巴尔干”“欧洲土耳其”存在密切关系,该术语的产生既是西方对巴尔干的地理科学认知不断提升的过程,也体现出在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统治衰退的情况下,西方(主要是德语世界)对该地区作为欧洲一部分所做的重新评估。

19世纪以前欧洲东南部地区曾被赋予很多名称。正如玛丽·雅尼娜·查利奇提到的,该地区曾被称为“希腊半岛”“拜占庭半岛”“伊利里亚半岛”或“莫西亚半岛”(Moesia)。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并不称“巴尔干”,而是“鲁米利”(Rumeli),意即他们从拜占庭征服的昔日“罗马”土地。苏丹治下受过教育的东正教基督徒自称罗马人(Romaioi),或更简单地称基督徒。对熟悉马其顿、伊庇鲁斯、达契亚、莫西亚等古典区域术语的西方人而言,“巴尔干”一词毫无意义。
直到19世纪,欧洲东南部的半岛才被命名为“巴尔干半岛”(Balkan halbeiland)。创造并使用该词的是普鲁士地理学家约翰·奥古斯特·措伊内(Johan August Zeune),他误以为巴尔干山脉是连绵不断的山脉,横贯整个欧洲,将半岛与欧洲分开。措伊内的错误与前人对巴尔干山的理解有关。巴尔干山的古典名称为“哈伊莫斯”(Haemus)。随着奥斯曼帝国征服并统治该地区,这座山又被赋予一个来自土耳其语的新名字“巴尔干”。美国学者玛莉亚·托多洛娃(Maria Todorova)曾引用英国著名旅行家、政治家和古典学者约翰·莫里特(John Morritt)1794年穿越巴尔干山脉时写的一封信:“第二天我们就穿过了这座山,它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古代色雷斯)分隔开来,虽然现在已经被‘Bal.Kan’这个名字所玷污。这座山正是古代的哈伊莫斯。” 可惜旅行家们对这座山的整体认知一直是有限的。即使1669年出版过流行游记的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也坚持认为,哈伊莫斯继续向西延伸,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分隔开来。这种对巴尔干山地理上的误解不仅存在于西方旅行家之间,而且还一度被措伊内等西方地理学家“肯定”。就这样,“由于缺乏地理知识,以及或许更重要的是因为土耳其人和欧洲人都将其视为一种边缘地带,认为它处于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之间,因此该地区的地理认知在数百年间一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虽然存在误解,但是作为半岛地理名称的“巴尔干”却在19世纪传播开来。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这一地区的地理归属与社会政治身份联系起来。自16世纪起,“欧洲土耳其”(European Turkey)及其希腊词“格雷西亚”(Graicia)、“位于欧洲的土耳其”(Turkey-in-Europe)等称谓常被使用。奥匈帝国地理学家阿米·布埃(Ami Boué)认识到巴尔干山并非横跨整个半岛,他很少使用“巴尔干”一词,其关于半岛的著作命名为《欧洲土耳其》(la Turquie d’Europe)。奥斯曼帝国欧洲各省的逐渐解体加强了“欧洲土耳其”一词的政治内涵,使其不再与固定的领土对应,而是与所谓的东方问题的地缘政治影响相关联。但“巴尔干”和“欧洲土耳其”都没有得到全面认可。
在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统治趋于衰落、关于欧洲东南部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仍相当有限的背景下,“东南欧”概念逐渐形成。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语言学家。1813年,奥地利语言学家耶尔内伊·科皮塔尔(Jernej Kopitar)在阿尔巴尼亚语、 保加利亚语和罗马尼亚语等民族语言中发现共通特征,并将其定位于东南欧地区。他在一篇名为《瓦拉几亚文学》的文章中提到,“约有400万人(据他们自己称足足有 600万)讲瓦拉几亚语(Wallachian)即罗马尼亚语。该种语言对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历史的重要性,以及该民族历史对东南欧史的重要性,早已被伟大学者所洞察”。但科皮塔尔并未从语言学的视角对“东南欧”进行具 体 界定。语言学家使用这一源于方位标识的名称,映照出18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界的普遍取向,即执着于对各类事物进行精准的划分与度量,也致力于更系统全面地认知地球。1861年,奥地利外交家约翰·格奥格·冯·哈恩提出东南欧半岛(Südosthalbinsel)是合适的名称并给出界定。哈恩将其定义为“欧洲向东南方向逐渐收窄的真实三角区域;因为所有其他提出的集体称谓都遭遇了或多或少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紧接着,德国地理学家费舍尔(Theobald Fischer)于1893年在地理学中创立了“东南欧”(Southeastern Europe)一词,并将其归功于哈恩。有趣的是,使用“东南欧”的无论是地理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出现在德语世界。德国学者弗里茨·瓦尔亚韦茨认为,关于该地区历史与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语区,该地区位于德意志民族与国家的南部和东部。且作为主要德语国家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对这一区域怀有重大政治野心。这种政治野心在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统治衰退的时候显露,说明这一概念从一开始便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
自19世纪后期开始,“东南欧”与“巴尔干”交替使用,而且逐渐超出德语世界。但学术界对于“东南欧”的边界没有达成共识。温迪 · 布雷斯韦尔和亚历克斯 · 德雷斯— 弗朗西斯认为原因有四:第一,欧洲形状不对称,因而不便于划分;第二,欧洲政治格局复杂,土地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能简单而论;第三,欧洲东南部的不同地区有许多替代名称;第四,许多人认为欧洲有一个中心,(中心位置)影响到假定的欧洲东南地区的范围。乔治 · 肖弗林也给出了其边界难以界定的解释,他认为定义东南欧的核心原则是识别区域内的共享结构,同时需构建地理、文化、历史、政治等多维度叠加的“累积性边界”,以形成内部连贯性与独特身份认同。单纯地理边界不足以定义“东南欧”,历史与政治分析中易存在“地理统一即其他统一”的误区,需通过多维度边界验证才能确立区域的独特性。
从地理范围看,东南欧的疆域比巴尔干更为宽泛和辽阔。巴尔干的地理范围更具体,有争议的仅是沿着多瑙河—萨瓦河延伸的北界。而东南欧在不同的背景下,其涵盖范围可以包括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摩尔多瓦,甚至是乌克兰。德国学者瓦尔亚韦茨的看法常被引用,他认为东南欧的北界主要是喀尔巴阡山脉,西北界大致沿德国与意大利的国界线划定,而东界则与罗马尼亚东部接壤。他同时强调所有这些边界都不是线性的,实际上由相当宽广的过渡地带构成。简言之,巴尔干是东南欧的一部分。
二、 “东南欧”背后的政治构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欧各民族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进程提速,大国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地缘政治争夺不断加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南欧”与一些利益攸关国家的政治构想交织在一起,并随着对该地区研究的系统化、制度化而逐渐得到巩固和传播。
首先,新兴民族国家罗马尼亚是“东南欧”的积极倡导者,该国于1913年建立了东南欧研究所。该研究所的创立者是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尼古拉·伊奥尔加。他在研究所成立的演说中呼吁研究“大领土单位的历史……文明的伟大潮流和这些单位创造的精神条件,以及它们成功地使之凝铸的持久的社会形式”。根据伊奥尔加的理解,巴尔干这个地理术语“既不准确,也不合理;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因素”。对该研究所学术史了解颇深的保加利亚学者戴安娜 · 米什科娃指出,虽然伊奥尔加从未解释过他是如何使用“东南欧”整合这一空间的,但是她确定伊奥尔加的“东南欧”将涵盖“喀尔巴阡—巴尔干”或“喀尔巴阡—多瑙河”,将罗马尼亚人和曾经罗马化的居民(瓦拉几亚人)合并到多瑙河以南区域。该研究所极其重视东南欧的历史连续性和凝聚力,将其刊物命名为《东南欧研究院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pour l’Etude de l’Europe sud-orientale),进一步从学术机制上巩固了“东南欧”的使用。
伊奥尔加推崇“东南欧”,呼吁超越国家框架来书写历史,试图创造一种凸显罗马尼亚核心地位的区域史、世界史叙事,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地位的巩固与强化。1877年,罗马尼亚宣布独立,其独立地位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得到承认,并获得北多布罗加(Dobrogea)作为1856年将比萨拉比亚(Basarabia)归还俄国的补偿。 在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黑山、希腊一起对抗并战胜保加利亚,从保加利亚手中得到了南多布罗加。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与协约国联合作战,以战胜国身份收回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布科维纳(Bukovina)、巴纳特(Banate)的一部分,其新增国土面积为 11.2 万平方公里。罗马尼亚疆域不断扩大,“一战”后已成为东南欧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得到《纳伊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特里亚农条约》的保证,但是面对匈牙利、保加利亚的“不甘”,如何对新疆域进行合法化建构,提高罗马尼亚人以及罗马尼亚的区域地位,成为摆在罗马尼亚民族史学家面前的头等大事。伊奥尔加正是通过倡导“东南欧”的概念,呼唤从特兰西瓦尼亚到马其顿、从希腊到多瑙河的罗马尼亚人的统一,着力强调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历史基因联结,既为罗马尼亚人获得本国国家保护提供了有力佐证,也稳步提升国家在东南欧,甚至是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除了新兴民族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也推动了“东南欧”概念的进一步扩展。1928年,德国民族和文化疆土研究基金会(Stiftung fürdeutsche Volks-und Kulturbodenforschung)在莱比锡和慕尼黑建立了中欧和东南欧经济研究所,资助对德国周边国家的研究。1936年在莱比锡成立了东南欧研究所,德国高校也有了第一个东南欧史教席。1930年在慕尼黑成立了东南欧研究所,旨在对德语世界南部和东南部进行学术研究。在这些研究机构的推动下,“东南欧”进一步流行开来。乔治·施塔特米勒(Georg Stadtmüller)、奥托·莫尔(Otto Maull)等德国学者认为,“巴尔干”与“东南欧”是两个不同概念。巴尔干国家独立后经历了一个快速、全面的欧洲化过程,巴尔干已成为更大的欧洲整体的一部分。德国对东南欧的研究并未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停止,战后德国还于1952年成立了东南欧研究协会。
德国在19世纪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欧”概念,囊括了对东南部的统治设想。毫无疑问,纳粹时期的东南欧研究,其背后的政治追求与19世纪的“中欧”概念有着紧密关联。东南欧被认为是整个中欧空间的一部分。纳粹德国不仅将东南欧纳入自身的空间发展计划,而且还积极推进该计划的落实。在“二战”期间,德国推动克罗地亚建立附属国乌斯塔莎(Ustaše),以及与意大利联合支持大阿尔巴尼亚政策均为执行扩张计划的体现。东南欧研究机构在具体项目的实施上与纳粹当局保持密切合作,1938年奥地利被德意志帝国吞并后即刻在格拉茨成立德意志东南研究所,便是学术完全屈从于纳粹政权的又一例证。总之,在纳粹德国时期,“东南欧”这一概念随着它全面服务于领土扩张政策,早已丧失中立性,转而成为地缘政治的构建工具。
冷战时期,区域学者的视线向更大的东欧转移,但是关于东南欧和巴尔干的区域研究和话语传播并未停止。1963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国际东南欧研究协会在布加勒斯特成立。协会目标是在整个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全面推动从古到今的巴尔干和东南欧研究;增进对东南欧文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协会的主体构成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六个巴尔干国家的巴尔干或东南欧研究国家委员会。该协会的建立推动了各国巴尔干和东南欧研究机构的建立,不过这一时期“东南欧”和“巴尔干”两个不同的名称仍在混用,即使在协会内部也是如此(从各分支机构的期刊名称可以看出这一点,如罗马尼亚的《东南欧研究评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研究》、南斯拉夫的《巴尔干》)。无论如何,国际东南欧研究协会的成立是“东南欧”概念得以存续的又一重要事件,标志着“东南欧”正式进入国际学术机制。
为何这一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罗马尼亚成立国际东南欧研究协会?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出现了打破旧秩序的诉求,包括去殖民化、东西方解冻等,以期创造更加多元的国际关系体系,并为小国的自主行动开辟一定空间。东南欧部分国家的改革尝试、去殖民化浪潮对民族认同的鼓舞、解冻带来的宽松环境,为构建新的区域叙事创造了历史契机。巴尔干各国试图借助协会探索东南欧文化历史遗产,从而突出自身贡献、提高知名度。而且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来说,这也是超越铁幕、加强国家主权的一种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协会成立于一直试图在东南欧发挥更大作用的罗马尼亚便不足为奇。此外国际东南欧研究协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东西方文化价值相互欣赏”重要项目之一。该项目在1957至1966年期间进行,旨在通过一系列教育、文化和大众传媒活动,消除心理和政治隔阂。该协会作为冷战的产物,将文化政治、地缘政治和国家宣传结合在一起。因此,一位批判性分析人士观察到,“国际科学合作的政治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事实上,协会领导经常声称自己的工作比其他形式的政治行动具有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更高的执行效率。
虽然冷战后的南斯拉夫解体战争再次激活了人们对巴尔干的“火药桶”记忆,但“巴尔干这个词含糊其词,无法确定,充满争议,适得其反,甚至有害”, “东南欧”作为摒弃巴尔干暴力、原始等内涵的概念在战争结束后仍旧得到重视。2000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将东南欧确立为战略研究重点,于2008年11月成立东南欧研究中心(CSEES)。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2002年开启东南欧研究(SEESOX),出版“牛津东南欧时事研究丛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院于2009年成立东南欧研究中心(LSEE),出版“东南欧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South-East Europe”)系列研究丛书。“东南欧”全面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和公共话语。
“东南欧”再复兴背后依然离不开地缘政治争夺。苏东剧变后,大国需要在欧洲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东欧”,让东欧国家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东欧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并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有学者将其视为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以使其成为发展中的世界体系的核心或半边缘。欧盟重视欧洲东南部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倡议重组该地区,1999年6月其联合巴尔干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于科隆签署《东南欧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其公开的“双重”意图是实施国际危机管理,使用“东南欧”名称意味着承认该地区已经是欧洲的一部分,它的问题是欧洲的问题,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是一个涉及欧盟深化合作和扩展边界的欧洲解决方案。自此,稳定和安全成为表达“东南欧”新内涵的两要素。同样,巴尔干地区也不得不回归欧洲。巴尔干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原有的各项体制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面临转型,急需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们不得不向西看,与欧盟建立关系尤为重要。由此,对“东南欧”的提倡反映了巴尔干在欧洲角色的重塑。以上内外部的政治诉求均导致去巴尔干化,即通过大规模引入被认为与该区域格格不入的欧洲规范而彻底欧洲化,巴尔干转型成为东南欧。
因此,“东南欧”虽萌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衰退与欧洲民族主义兴起、地理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却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及区域周边大国的竞争博弈中不断巩固。其内涵始终与不同行为体的政治议程紧密相连,既服务于新兴国家巩固主权、提升国际地位的需求,也被大国用于扩张势力范围、重构区域秩序。
三、 “东南欧”背后的文化支撑
“东南欧”的兴起与演进离不开背后各方的政治构想,但与东南欧有关的历史文化阐释同样不可忽视,其为政治议程提供合法性并塑造适配的区域认同。
第 一,“ 东 南 欧 ” 强 调 该 地 区 的 欧 洲 性。19世纪英国 历史学家爱德华·A. 弗里曼不愿使用“巴尔干”一名,在他看来,该地区是未被救赎的欧洲地区。他这样描述东南欧作为欧洲文明共同体的一部分:“在欧洲文明最初诞生的土地上,欧洲人一直被亚洲人统治,文明人被野蛮人统治……这里仍然是欧洲的一部分,可以说,欧洲的这一部分使欧洲的其他部分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些部分处于(亚洲)统治者的统治之下,这些统治者除了在欧洲境内生活和进行统治之外,与欧洲毫无关系。”可以看出,弗里曼的“东南欧”接纳了东南欧本土各民族,而排斥了土耳其人。以霍尔姆 · 尊德豪森为代表的德国学者认为在欧洲历史空间中形成了独特的东南欧历史空间。他反对托多洛娃的“巴尔干是欧洲‘他者’”的观点,而将巴尔干置于一个宏大、长久的进程进行考察,断定巴尔干地区长期处于奥斯曼统治下并不等同于该地区脱离“欧洲结构”。认可巴尔干地区的欧洲性正是让“东南欧”这一区域名称存在的前提。这一地区新生的民族国家在构建自身时同样强调这一点。
第二,“东南欧”是一个文化互动区。巴尔干北部的多瑙河没有起到山脉那样的屏障作用,反而成为半岛和中欧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斯拉夫人、哥特人、匈人和保加利亚人进入巴尔干半岛。这样的地理条件让巴尔干一直感受着交替的帝国扩张动力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这种交流互动超出巴尔干半岛。无论是在领土上各大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和解,抑或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还是国家的形成和解体造成的边界建立和转移,都推动这一区域成为承载多元影响、充满动态交流的互动空间。瓦尔亚韦茨认为“自19世纪以来,随着与整个欧洲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更紧密融合,巴尔干半岛的文化形态特殊地位以及喀尔巴阡盆地的特殊地位都已大幅退居次席。但这同时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特征出现,这些特征适用于整个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这些交织的力量既重塑着地域内的政治格局与社会结构,也让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共生。例如从建筑上看,锡比乌(Sibiu)、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和普罗夫迪夫(Plovdiv)等城市的老城中心彼此之间没有太多雷同,但与中欧、意大利和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却有很多相似之处。移民更成为贯穿东南欧国家构建的共同主题。不仅该区域国家的精英前往维也纳、莱比锡、巴黎或欧洲其他地方接受教育,而且来自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大批普通民众被吸引到德国、奥地利。
第三,“东南欧”也暗含着该地区独特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伊奥尔加对东南欧的历史连续性研究颇深,他认为这种连续性的第一个要素在于“色雷斯人是东南欧一切文明的起源。他们并未被征服或消灭,只是在某个时期被新迁入者‘覆盖’,随后便隐藏在这些新群体之中”。第二个要素是罗马秩序,先后被拜占庭和奥斯曼土耳其继承。总之,伊奥尔加的东南欧是一个可以包罗罗马人的完整空间。这种历史连续性不仅可以赋予“东南欧”这一概念存在的正当性,而且引导该地区的团结。学者特拉扬 · 斯托亚诺维奇在他的《巴尔干世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欧洲》中,也试图在一个更广泛的统一中寻找巴尔干与东南欧的差异,他把东南欧看作多种声音的对话、多种历史的总和,而把巴尔干看作分裂的欧洲的一个缩影和象征。
第四,“东南欧”代表去巴尔干化。巴尔干之所以区别于欧洲其他地区,源自与东方有关的两大历史特征,一方面是拜占庭—东正教传统,另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及其后续影响。玛莉亚·托多洛娃受东方主义启发,对“巴尔干”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西方的话语中,巴尔干成为暴力、野蛮、不容忍、半发达、半文明和半东方的象征,是欧洲的“他者”,将西方社会的矛盾外化到巴尔干身上可以让西方规避通常的种族或宗教偏见指控,对“西方”构建自身的积极形象有重要意义。但是巴尔干脱离奥斯曼帝国版图后,形成了新的地理格局。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文化层面看,是在寻求与西方世界接轨。有学者认为,巴尔干地区的文化西化进程,同时标志着文化开始“去拜占庭化”与“去巴尔干化”。从这一点出发,“东南欧”的研究和推广有助于摆脱该地区被污名化的巴尔干性。
“东南欧”作为一个区域术语自20世纪以来得到巩固和流行,除了政治议程的推动,还依靠对区域历史文化阐释的叙事支撑。从长时段看,该地区确实与欧洲历史不可分割,承载着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彰显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它本身除了具有共同性和凝聚力,还充满异质性和复杂性。这一地区身处东西方之间的地理枢纽位置,它与东方的互动从未中断,也不会因为该地区入盟进程的深入而减少联系,毕竟从世界历史进程看,联结东西方恰是该地区的历史使命,即使巴尔干未来可以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但它的“半东方”特征难以消失。这也是“东南欧”概念虽在西方越发流行,但“巴尔干”这一称谓仍然存在的原因。
结 论
“东南欧”概念的兴起与演进始终与政治变迁和文化动因交织在一起。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东南欧”自19世纪开始出现,用以指代巴尔干半岛及其周边区域,旨在通过一种更具“科学性”和“欧洲性”的命名,重塑该地区的认知框架。此概念在20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中被不同行为体不断重塑与利用。“一战”前后,以罗马尼亚为代表的地区新兴民族国家,借此概念强调罗马尼亚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基因传承和文明纽带作用,以巩固国家身份与国家在地区乃至世界中的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纳粹德国作为域外大国则延续19世纪传统,将其继续纳入中欧空间和地缘战略构想,为其经济渗透与政治扩张提供合法性。冷战时“东南欧”在东西方对峙趋于缓和的氛围下获得了学术制度化的支撑,而冷战后更在欧盟东扩与区域稳定倡议的推动下全面复兴,成为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和公共话语的关键范畴。
“东南欧”远非一个客观中性的地理描述,而是关系到充满权力色彩的文化认同和话语实践。它长期作为“巴尔干”的替代性选择,试图以“欧洲化”的历史叙事消解巴尔干所承载的负面印象。这一概念成为一种承载选择性记忆和动态政治构想的工具,掩盖不了区域内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消除不了它与东方的长期联系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即使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西巴尔干国家普遍认为入盟是战略选择的今天,“东南欧”仍然无法取代“巴尔干”。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6年第3期,作者李建军,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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