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二战史研究新趋向:新视角与新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全球性国际冲突,不仅彻底重塑了世界格局,而且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战争结束后的80年间,有关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进程、影响和反思一直是各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成果难以数计。最近几年,相关指南类的综述性著作也不断问世。但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给国际二战史研究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政治偏见、学术对立、以自我为中心、夸大本国作用、贬低或无视他国贡献、史料无法共享等。直至冷战结束后,国际二战史研究才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冷战局限,立足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探讨新产生的问题,在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重构历史叙事等方面逐步走出冷战的阴影。本文聚焦新视角与新问题,梳理冷战后国际二战史研究的新趋向,以揭示国际学术界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和叙事的最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一、新视角: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叙事重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0年间,国际二战史研究一多半的时间都处于美苏冷战的阴影之下,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冷战期间国际阵营与意识形态的对立,阻碍了各国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导致世界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全球性国际冲突的本质属性缺乏共识。关于二战的历史叙事普遍缺乏全球视角的考察与审视,甚至连战争的命名也存在多个版本,这反映出各国不同的二战史观。第二,冷战期间的二战史叙事多从本国立场或所在区域出发,国际学术界以欧洲为中心的二战历史叙事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以外各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和地位被严重忽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长期存在。如1989年被誉为最有创意的英国二战史家约翰·基根的《二战史》出版后广受好评,该书仅从日本帝国的角度提及太平洋战场,没有关于中国抗战的内容,他在书末提供了一份50部英文的二战史书单,其中没有一本涉及亚洲或中国战场。虽然他自己承认没有收集非英语类著作是个遗憾,但他只对有可能忽略英国联邦或美国的著作表达了不安。冷战结束后,国际二战史研究开始逐步走出冷战的阴影。随着一些长期被冷战掩盖的旧矛盾和问题被重新提出,部分学者开始反思冷战对二战研究的负面制约,并尝试从全球角度重新考察二战这场全球性的战争。
随着一些以全球视角审视二战历史的著作的问世,体现全球史观的二战叙事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冲突属性,主张去欧洲中心论,以全球视野扩展二战史研究范围的叙事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具体表现就是冠名“全球史”的二战史著作日渐增多。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最早以全球史冠名的二战史著作问世于1994年,即美国学者格哈德·L. 温伯格的《武装的世界:二战全球史》。该书的2005年修订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联动视角,力图把国家、民族、理念等联系在一起,同时从地理空间上展现这一场整体性的全球战争。2015年英国著名军事史专家理查德·奥弗里出版的《牛津二战史》也是一本从全球视野撰写的二战史单卷本,其内容不仅包括德意在欧洲的侵略活动,而且对亚洲的中日战争做了专门的探讨,体现了二战的全球总体性。作者在序言开篇就写到冷战对二战认知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总体战。但1945年战争结束后,全球性和总体性这两点似乎逐渐变得不像战时那样容易理解了。整个地球表面和天空都被硝烟笼罩,这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美国著名军事专家克雷格·L. 西蒙兹于2018年出版的专著《海上的二战:全球史》也是一本从全球视角专论二战海战的重要著作,这体现出二战全球史的叙事模式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
第二,全球视角的二战史编撰不断取代冷战期间的二战史叙事,努力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桎梏,正在推动构建全新的二战史叙事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成果不仅逐渐被西方学界接纳,而且中国抗战也正在被纳入新的二战史叙事体系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美国佛蒙特大学高级讲师安德鲁·N. 布坎南2019年出版的新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该书不仅采纳了中国学者的观点,将二战的起点定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将二战终点延展至战争后期的战乱结束,即1953年朝鲜停战。布坎南此举彻底颠覆了西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限的传统认知,即从原来的1939—1945年扩充为1931—1953年,其理由源自他对二战叙事体系的重构。他在为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一个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的精确事件。相反,最好将其视为20世纪中叶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地区战争和政治革命。这些地区性战争逐渐连接为一个中心,后来又从这个中心散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日本自1931年开始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动战争以及德国1940年打败法国、1941年对苏联发动殖民战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书锚定的这场长期战争的重要日期和事件——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1953年朝鲜停战——凸显了亚洲在20世纪中叶世界危机的整体特征、进程和结果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发生的事件对战后世界的建构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另一部试图重建二战全球叙事体系的著作是2021年英国知名的战争史专家理查德·奥弗里出版的《鲜血与废墟:帝国大战》(中译本改名为《二战新史》)。作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一场发端于亚洲的重建帝国秩序的战争。该书第一章就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作者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作为战争的起点,是因为他认为此事情虽小,但意义重大,“从全球视角看,这是个小事件,但它的影响大得多”。这是日本在世界经济危机深重的背景下,“用暴力创造新帝国秩序和新经济秩序的第一步”,标志着20世纪一个新的帝国时代的开端。他在前言中解释道:“1939—1945年的战事或许能成为叙事的中心,但战争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时,并延续到由大战导致的起义和内战最终结束之时,到1945年时,这一切还没有结束。……把两次世界大战分开看待并无益处。他们可以被视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不同阶段,这一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危机阶段重新构建了世界体系。”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非常注重利用近年新出版的材料,特别是有关帝国主义和亚洲战争史方面的新研究成果,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最后他得出结论:“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帝国战争”,将大部分关于这场战争的通史聚焦于“大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但忽略或掩盖了“领土帝国”在定义这场长期战争的性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漫长的战争始于1931年、终于1945年之后的乱局。同年出版的《二战:一部全球史》是在迈克尔·J. 莱昂斯前五版《二战简史》基础上的修订本,既保留了原作的核心框架与历史视野——如对二战起因、进程、后果的系统性梳理,以及对关键事件、战略和人物的聚焦,又通过修订补充了新的视角与素材,使全书在延续经典的同时更贴合当代读者对“全球史”的认知需求,避免了传统单一视角的局限,突破了部分二战史著作偏重欧洲或太平洋战场的倾向,试图将各战场、各参战国(包括轴心国与同盟国,以及殖民地、中立国等不同角色)的经历纳入整体叙事,致力于构建“更全面的二战史”,充分体现了“整体史”的编写理念。
第三,全球视角下的二战史研究增进了各国学者的跨国合作与研究领域的扩大。基于全球视角的二战史研究客观上需要不同国家的学者通力合作。冷战的结束便利了全球范围内各国学者间的交流合作,也使得跨国组建二战史研究团队、共同写作全球二战史成为可能。2015年约翰·费里斯和埃文·莫兹利等主编的三卷本《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便是打破传统写作范式,集结五十多位国际学者共同编写二战史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有关二战史研究运用全球视角、国际比较来构建全球叙事的重要尝试。该书采用跨国分类的方法,分三卷对战争的军事进程,政治、联盟和外交,社会、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其中有关中国战场的历史被纳入二战叙事的整体框架。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说:“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在战争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长期以来,这个巨大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在西方被忽视、低估或误解。”
除此之外,通过国际协作开展全球二战研究的另一范例,是2015年10月8—10日马来西亚大学组织的一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二战:解释与观点:70年后的再探讨1945—2015”。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汇聚一堂,分享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尼泊尔、伊朗、巴西、芬兰、罗马尼亚等国的二战经历,体现了冷战后国际二战史研究的全球合作与交流逐步深化的趋势。会后30位参会学者的论文汇集成册,由雅罗斯拉夫·苏霍普尔斯等主编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探讨:全球冲突史上的新世纪研究》于2019年出版。
国际学者间的深度合作与交流拓展了二战史学的研究领域。以往冷战时期很少被关注的非洲、拉美等地区开始进入学界关注的视野。相关的中小国家或中立国等非主要参战国的二战史经历和贡献也开始被欧美学者关注,新书不断问世。阿什利·杰克逊主编的《国家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本多国学者集体完成的注重研讨非主要参战国二战经历的代表作,探索了巴西、突尼斯、冰岛、赞比亚、泰国、塞浦路斯、古巴等十个非主要参战国家的二战历史,是第一部集中关注二战中殖民地、“较小”大国和中立国家经历的专著,体现了二战是一场全球性国际冲突的特征,有助于从整体来认识卷入战争的全球各地区政治和社会的经历。
二、新问题:二战研究领域的拓展
21世纪以来,全球视角的二战史研究极大地开拓了国际二战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一些长期被忽视的“新”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中国抗战研究、二战环境史研究、体现人道主义关怀的儿童和战俘等选题,以及与现实密切联系的战争记忆与纪念问题。
首先,中国抗战成为国际二战史研究的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抗战史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逐步成为焦点。这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2007年牛津大学率先成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此后连续十年设立两个大型项目开展中国抗战史研究,影响颇大。其中两部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一部是由多国学者合编的《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军事史论文集(1937—1945)》。该书是由傅高义先生倡议和主持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历史研究项目的成果合集,收录了中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知名学者论文20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论述了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各种方略以及争取包括盟友在内的国际援助的种种努力,从不同侧面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和教训。2013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发行。另一部是2013年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在英国出版的著作《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该书问世后产生了较大反响,连续7个月位居亚马逊“历史·中国”畅销书榜首。同年10月,该书在美国出版,书名调整为《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誉为“年度必读图书”。2014年出版的中译本名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该书是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梳理1937—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学术著作。作者基于最新的解密档案,在客观揭示中国在二战中牵制日军主力、为盟军创造战略机遇等重要历史作用的同时,还通过分析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政治博弈,批判西方叙事对中国战场贡献的忽视。亨利·基辛格读后评价道,拉纳·米特的著作“描绘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史,以及战争如何促使现代中国崛起。这本书揭开了行将被人遗忘的历史记忆,为人类史料的丰富和完整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让西方了解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和牺牲,那么拉纳·米特的著作则向西方展示了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贡献,中国战场由此进入西方二战叙事。此后,中国抗战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西方学界编撰的权威二战工具书都把中国战场列为必不可少的重点内容。如托马斯·W. 泽勒与丹尼尔·杜波依斯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指南》和G. 库尔特·皮勒和乔纳森·格兰特主编的《牛津二战史手册》都是单列一章加以叙述。2023年最新再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词典》甚至专门分成了两卷:欧洲等战场一卷,抗日战争单独一卷。这说明国际二战史学界对中国战场的重视程度已经有很大的提升。
其次,二战环境史研究不断升温。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于自然环境、动植物、地形地貌等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二战史研究的新领域。美国学者雅各布·达文·汉布林曾将二战环境史研究引发的五个问题归纳为:“全球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争动员导致的自然变化、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环境科学的兴起以及自然界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扮演的角色。”但是,战后半个多世纪里,研究二战的学者并未将环境问题纳入研究视野。直至2000年以后,才有少数学者开始着手相关研究。不过,此间的著作大多数关注战争与环境关系问题,如战争对自然环境的短期或长期影响是什么?战争本身是如何改变人们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现代战争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环境及野生动植物的作用是什么等等。其中,与二战相关的环境问题研究并不多见。理查德·塔克和埃德蒙·拉塞尔在2004年出版了论文集《自然之敌,自然之友:走向战争的环境史》,这是第一本论述战争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著述。该书认为,战争环境史被忽视的原因在于这一分支学科的初衷在于保护环境,它“将注意力集中在平民而非军事事务上”。受其启发,朱迪思·本内特在2009年出版了《土著和异域风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一书,集中讨论了二战期间美日在南太平洋激战所带来的环境问题。2011年马修·埃文登的论文《铝、供应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环境史》又以战时铝的供应为例,专门探讨了现代战争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及其引发的问题。直到2017年,西莫·拉科宁、理查德·P. 塔克和蒂莫·沃里萨洛合编的《长长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环境史》问世。作为第一部以全球视角审视二战环境史的研究合集,书中所选文章都是基于长期研究,代表着不同领域和国家的最佳成果。内容覆盖了从北极到南太平洋的广袤地区,不仅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主要轴心国和同盟国产生的环境影响,还越过各大战场延伸至坦噶尼喀的农场和墨西哥的森林。所论涉及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是真正覆盖全球的二战环境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许多章节都强调了中国的作用。如军事史学家埃文·莫兹利教授将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与其他地区和时代的战争进行了比较;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理查德·塔克探讨了二战期间印度和中国盟军为了穿越喜马拉雅山取得联系所付出的努力;牛津大学教授迈卡·莫斯科利诺探究了1938年黄河河南段决堤改道造成的严重后果等。上述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二战对中国人口和自然环境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此外,202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托马斯·罗伯逊、理查德·P. 塔克等主编的《自然之战:美国环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这是笔者目前能够获取的最新一部战争环境史文集。这部论文集吸纳了12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首次对美国参与二战期间的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性考察,涉及战时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与使用,特别是美国战时军事工业的快速增长和技术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等。这意味着二战环境史研究已从宏观考察进入了国别研究的新阶段。
第三,体现人道主义关怀的战争相关选题日渐增多。
冷战结束后,一些史家超越国家立场,从人道主义的高度反思这场人类浩劫。战时个人或群体的二战经历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对象,近年来有关战时儿童、战俘等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成果逐步增多,部分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比如,美国学者的《天真的目击者:二次大战的孩子们最后的回忆录》、英国学者的《亲历纳粹:见证战争的孩子们》、俄国学者的《纳粹战犯的孩子们》、德国学者的《战火中的花朵: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日本学者的《冲绳战的孩子们:太平洋战争下少年少女成为士兵之路》、白俄罗斯学者的《最后的见证者:101位失去童年的孩子》等。瑞典历史学家皮特·恩格伦2022年出版的新书《罪恶与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个人史》聚焦1942年11月,以多人交叉传记的形式描写了39个来自交战双方不同国家(包括2位中国人)的个人战时经历,从微观视角揭示二战中的人性与现实,纪念在这场浩劫中丧生的人。该书出版后被译成5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
此外,对于二战期间战俘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著述。据英国战俘问题研究资深专家鲍勃·穆尔教授的统计,二战期间共有超过三千万男性官兵及少量女性人员经历过投降与被俘,其中数百万人未能生还。战后关于战俘的研究各国都有所涉及,并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峰,如埃里希·马舍克主编的1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战俘》是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限于冷战格局,当时关于战俘的学术研究始终存在明显局限,即相关研究在国家叙事中往往被用来佐证特定的国家形象建构,这导致某些群体被神化,而另一些则被刻意忽视甚至污名化。这种情况在冷战后有所好转,并开始多样化。近十几年,战俘研究佳作不断,代表作有彼得·蒙蒂亚斯(Peter Monteath)的《战俘:希特勒帝国中的澳大利亚战俘》;拉斐尔·舍克(Raffael Scheck)的《二战期间德国俘虏的法国殖民地士兵》;克莱尔·梅克比斯(Clare Makepeace)的《战争中的俘虏:二战中在欧洲的英国战俘》;伊莎贝拉·因索尔维比莱(Isabella Insolvibile)的《意大利的盟军战俘,1940—1943》。而鲍勃·穆尔教授在2022年出版的新书《战俘1939—1956》中,全面梳理了二战期间世界各国的战俘政策和战俘待遇等状况,进一步揭露了法西斯国家虐待和迫害战俘的恶行。这是国际二战史学界从全球视角和人道主义关怀的高度全面总结和反思战俘问题的最新著作。
第四,与现实关联的二战记忆与纪念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成为历史,但有关二战的记忆和纪念却始终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二战记忆的内容和纪念的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以及前苏联阵营国家转型带来的思想多元化,以及此前被掩盖或忽略的一些事实被揭露出来,传统的主流二战记忆以及纪念的形式和内容都遇到了挑战。不同动机的记录、讨论并重构二战记忆的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二战记忆的研究。近年出版的著作多集中在欧洲,最新问世的几部值得重点关注。詹妮弗·A. 约德的专著《二战记忆与欧洲和俄罗斯有争议的纪念活动》,通过集中考察和比较西欧、东欧和俄罗斯三地的11次二战纪念活动,揭示了二战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曼努埃尔·布拉干萨和彼得·塔梅主编的《中立欧洲的二战记忆1945—2023》,考察在二战期间保持中立的六个主要欧洲国家和地区,即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瑞士和梵蒂冈的二战记忆和纪念活动,重点探讨了战时和战后的记忆政治和文化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重要性,以及集体记忆与国家政策、中立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耶莱娜·久雷诺维奇的《当代塞尔维亚的二战记忆政治》着重分析了战时切特尼克抵抗运动对战时合作和大规模暴行的辩护和否认,揭示塞尔维亚的记忆政治在理解和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安德斯·阿赫巴克和卡斯珀·布拉斯肯主编的《反法西斯和少数民族:中欧和东欧的历史和记忆》,汇集了来自波兰、芬兰、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等国学者的十四篇文章,涉及二战期间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和立陶宛等国的少数民族在反法西斯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揭示了阶级、种族、性别和政治意识形态等身份认同因素在反法西斯历史记忆和分析方面的关键作用。上述研究成果的问世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二战胜利80年后世界各国民众在二战记忆方面的多元取向,厘清传承历史真相与现实记忆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反击历史修正主义、更好地反思这场全球战争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通过以上对国际二战史研究最新进展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1今天,面对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国际风云变换,要做到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世纪的国际二战史研究正在沿着走出冷战阴影、反思冷战制约、摆脱欧洲中心论、以新的全球视角来重构二战全球叙事体系的方向前进。这为我们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新认识和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可能。,必须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及时了解国际二战史研究的新动态,用新的全球视角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位史学工作者发挥史学的资政功能,服务国家现实需求的职责,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