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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 | 反思区域研究:发展历程、方法批判与中国路径

反思区域研究:发展历程、方法批判与中国路径


陈恒


摘要

区域研究作为跨学科领域,其发展历程与地缘政治需求紧密相关。冷战期间美国的区域研究对世界学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伴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兴衰。区域研究的最大优势是跨学科整合,但也因此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而屡遭质疑。在当前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下,区域研究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导表现出新的活力。中国区域研究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深入理解各区域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提升知外能力,增进彼此间的相互认知与交流。

关键词:区域; 区域研究; 区域史; 知外能力建设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历史研究 

栏目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在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开设研究生核心课程《文化与公共政策》 ,常以一句话开场:“一个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其实不了解任何国家。”这话意味着唯有通过观察不同社会之间的异同,人们才能理解自己国家中哪些现象是普遍的,哪些又是独特的。认识世界,建设世界,首先要理解世界,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要融入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没有世界史的基础支撑,这种研究难以行远;没有区域国别研究,就无法获得第一手资料,就很难做出前瞻性的判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提出原创理论,这就需要对域外区域国家研究的经验进行回顾与总结。

一  区域是什么?

“国家”的核心是主权(sovereignty),意即该政治体在其领土内拥有最高的权力,不受外来干涉。世界上目前有约195个被广泛承认的国家,这包括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和梵蒂冈、巴勒斯坦两个观察员国。相对于“区域”而言,“国家”作为政治单位的界定相对较为清晰,因此本文不作过多探讨。“区域”概念则更为复杂。我们这里所指的“区域”通常跨越一个以上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缘、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战略意义,是全球政治与社会结构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单一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划或地理片区,而是在国家之间或之上形成的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单元。梅吉尔(Allan Megill)教授将区域的历史分为两种类型:“区域历史一”,特指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区域历史二”则指“超出”某一主权实体领土的区域,诸如巴尔干半岛、中东、东南亚等。

区域既可很大,也可很小,用以指代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其范围可以从整个地球表面缩小到某一个点。地球表面上的所有区域都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位置(location)和内容(content)。其中一些区域还可能具备第三个特征——组织(organization),特别是当它与某种功能相关联时。依据这些属性来描述,“区域”或许是地理学词汇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当然,这一概念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海洋、空间,甚至元宇宙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区域。

区域是一个富有分析价值的智识领域,也牵涉到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利益格局。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把世界划分为三大区域: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尼罗河隔开亚细亚和利比亚,坦纳伊斯河(顿河)隔开亚细亚和欧罗巴。诸如此类的区域划分屡见于各种记载,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对现实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19世纪晚期陆权论代表英国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与海权论代表美国的马汉(Alfred Mahan)之间的观念差异,代表着大陆与海洋之间的争执。麦氏于1904年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论》 的演讲,主张欧亚大陆的陆权在世界历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观点通过他那幅著名的地图得以展现,世界空间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枢纽区”,全部是陆地的;二是“内新月形或边缘新月区域”,部分是陆地的,部分是海洋的;三是“外新月或岛屿区域”,将其描述为完全由海洋构成。麦氏地图明显轻视太平洋的重要性,相较之下欧亚大陆面积庞大,南纬40度以南的海洋几乎是空白地带。美洲则被边缘化,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从区域审视世界显得愈发重要。区域不仅影响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社会结构,也深刻塑造着个体命运。因此,现代区域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关注那些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与众不同、尚未被充分理解或具有战略性的地区。

区域的划分不仅源于自然条件,亦受权力格局与文化传统的制约。区域不仅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也是理解历史与文化差异的关键路径。与文明类似,区域是基于共同历史与文化形成的大型社会空间群体,但不同于文明的是,它们并不预设存在某种文字传统的“高级”文化。因此,区域划分可以用于界定全球所有地区。尽管不同地图中区域的数量及边界有所差异,但大多数世界区域划分体系基本趋于一致。大家基本认同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北非、欧洲、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美国和加拿大这些说法,有时还会将大洋洲和中亚添加进来。

区域研究是一门具有实践导向的应用学科,也是一种理解世界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关键工具。它既关注历史背景,也关注现实动态;既重视具体实证调查,也强调宏观视角与跨学科整合。区域研究汇集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持有不同的观念、理论与方法,共同探索区域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特性,旨在对世界各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研究和精准把握,以期真正了解区域特性与民族性格,从而促进理解与包容。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试图跨越区域边界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二  区域研究兴起与发展

探索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亚历山大东征有很多学者跟随,他不时派人把各种发现送回希腊本土,供他老师亚里士多德研究。拿破仑远征也有大量学者跟随,对学术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没有这类行为,也许亚里士多德就写不出《动物志》 《物理学》 等著作,古希腊文明在世界文明长河中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19世纪也许就难以发现罗塞塔石碑,从而大大延迟我们打开古代埃及文明之门的时间。虽然这些探索行为具有显著的知识价值,却不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区域研究”,我们可把这些活动视为区域研究“前史”。“东方学”“人类学”等学科就是这类“前史”的代表。

早在1312年,维也纳大公会议决定,在罗马教廷所在之地以及巴黎、牛津、博洛尼亚和萨拉曼卡设立教授语言的学校,下令在上述各地设立天主教学者,要求他们具备足够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迦勒底语的知识。每个地方每种语言各设两名专家。他们将主持学校,忠实地将这些语言的书籍翻译为拉丁文,并认真教授他人这些语言,传授娴熟的语言运用能力,以期这些受教者在上帝的启示下,能够结出希望之果,在异教民族中传播救赎之信仰。此举被认为是欧洲文化系统中“首次有意识地制度化非拉丁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具有里程碑意义。语言构成区域研究的基础,唯有建立在坚实语言能力之上,方能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1769年,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出任世界第一个大学地理系柏林大学地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的《植物地理学随笔》 《自然之观点》 《美洲山系一览及原住民部落古迹》 等著作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先驱。自此,区域研究逐步在多个层面展开,并持续取得丰硕成果。

但在近代西方看来,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属于研究文明社会的,东方学和人类学则是研究非文明社会的,这就意味着东方学、人类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进入非西方世界的产物。奠定后殖民研究理论基石的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 中猛烈地批判了这类观念,他认为中东研究领域生产的是面向政策的产物,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知识,这种知识形式与殖民主义文化互为表里。人们越来越怀疑所谓的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印度学等,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其所表现的文明。如同东方学一样,人类学、地理学在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重要作用是生产关于殖民地状况的知识,也是以此来为殖民统治实施提供合法性的。他们把非洲人描述为“蛮族”,把东方社会描绘为“堕落而专制”。这种理论认为,非欧洲人可以而且确实能够在欧洲人的教导下,也就是在欧洲殖民统治下,达到文明的水平,虽然未必能与欧洲人完全等同,但至少可以接近。这些当然不符合历史真相。

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使西方不得不以一种新方式与这些独立国家打交道,区域研究的思路因此也必须调整。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这一变革的重任主要落在美国肩上。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仍被一种幻觉所支配——西方经验即是人类的全部经验;西方对这些经验的解释虽未必详尽,但已足够,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则涵盖了一切重要事务。但这种幻觉被现实所击碎: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由新生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新生国家努力满足觉醒人民长期被压抑的诉求,积极推进去殖民化,并力图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尊严与尊重。即使仅仅是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美国人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向外看的过程中,美国开始更加清晰地看见自身,并意识到,先前那种幻觉源自无知,而无知又滋生种族优越感和智识上的狭隘。

区域研究很快被证明是一个国家融入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专家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两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对专家的需求,美国不仅需要新政时期所雇用的那类专家,还需要来自此前未曾涉足的学术领域的人才,甚至连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也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他们熟知地中海区域。专业世界知识的缺乏有损美国领导全球的雄心,因此对更系统、更全面的基础情报的需求,促进了区域研究的快速发展。佩蒂(George S. Pettee)在《美国秘密情报的未来》 (1946)中写道,和平时期的全球领导比战争更需要复杂精密的情报系统:“和平的推进牵涉所有国家与人类活动,而不仅仅是敌人及其战争产物。”由于与军方和对外情报机构的紧密联系,区域研究项目得以迅速扩展。甚至有白宫顾问在1945年这样建议:“约翰斯·霍普金斯必须成为国务院的地缘政治加油站。”

“冷战”则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战后美国的全球主义需要广泛的地理知识,但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是,此时的美国地理学科已经非常薄弱了,尤其是哈佛地理系的关闭,使得这一学科难以有效应对时代需求。就在哈佛取消地理学项目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高校正在筹划一个新兴领域,即后来的“区域研究”,旨在满足冷战时期对实用知识的迫切需求,随后逐渐扩展为更广泛的全球研究框架。该领域在为新兴的美国全球主义提供地理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填补领导人、决策者和企业高管的知识空白,联邦政府和基金会联手支持大学创办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研究部门。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基金会积极介入,在推动美国大学开展区域研究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6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成立了“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1950年,福特基金会启动了“外国区域奖学金项目”,随后将该项目交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与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联合会(ACLS)下设的各区域联合委员会管理。福特基金会向该项目投入了大约3亿美元,随后其他基金会以及联邦政府也加入进来。这些资金促成了美国大学建立了各类区域研究中心,尤其加大了对苏联、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关键区域的研究。著名学者钱存训认为,战后美国高等教育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设立了众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专注于特定地理或文化区域的教学与研究项目,旨在培养能够深入全面理解某些区域语言与文化的专业人才,例如南亚、东南亚、东亚、近东、非洲、拉丁美洲、苏联、东欧,等等,这些区域在以往的美国学术研究中相对被忽视。

美国区域研究的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英国加大了对亚洲的研究,南亚研究也扩展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如到1960年为止,关于英属印度研究的学术专著还不到一百本,而在随后的二十年间,这一数字超过了五百本,同时还创办了一批主要聚焦该领域的新学术期刊,如《印度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1963)、《现代亚洲研究》 (Modern Asian Studies,1967)和《南亚》 (South Asia,1971)。除了出版数量的激增,研究的方法也发生剧烈变革,历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实地研究方法,开始“向下挖掘”,即关注基层社会。南亚经济史学家掌握了量化分析技术,用其深入研究殖民统治下的人口与经济变迁。在法国,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1949)引入了海洋概念,开创了一种审视区域历史的新方法。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则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用以开展对远东、俄罗斯、印度、伊斯兰世界的研究。该学院还加强与东方语言学院、人类博物馆、政治科学院等机构的合作,并在索邦大学新设了非洲研究中心。在苏联,除了原有的斯拉夫与东方研究机构外,在非洲研究方面也取得显著进展,苏联科学院下还附属了多所区域研究中心。1961年,苏联设立“拉丁美洲研究所”;1967年,设立“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与20世纪60年代许多“区域研究”项目一样,太平洋研究的学者试图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政治史与帝国史,转而强调区域视角和岛民自身的观点。为此,戴维森(J. W. Davidson)于1954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创立了太平洋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并于1966年创办了《太平洋历史杂志》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他领导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团队率先采用跨学科方法,发掘太平洋岛民自己讲述的历史。

过去,历史学家满足于孤立地研究各大洲和国家,而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寻求从跨洲的层面研究相互影响,区域研究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很大成就。曼宁(Patrick Manning)积极推动非洲史与全球史的深度融合;桑顿(John K. Thornton)强调非洲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主动角色,挑战了长期以来将非洲描绘为被动受害者的传统叙事;卡尼萨雷斯-埃斯格拉(Cañizares-Esguerra)则主张打破以英法为中心的“大西洋史”框架,凸显西班牙帝国与伊比利亚世界在大西洋历史中的核心地位;基尔尼(Milo Kearney)将印度洋置于全球贸易的宏观背景中考察,指出早在殖民扩张之前,印度洋已形成高度发达的贸易与文化交流网络;布什曼(Rainer F. Buschmann)则主张以海洋为纽带研究跨区域交流,强调海洋作为全球化早期的关键媒介,而不仅仅是陆地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附属舞台。

殖民体系瓦解后,西方学术界逐渐将东南亚研究从获得殖民知识转向独立的区域研究。霍尔(D. G. E. Hall)被视为现代东南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东南亚史》 (1955)奠定了东南亚史的基本叙事框架,强调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立历史区域的整体性,而非仅仅是殖民地历史的集合。瑞德(Anthony Reid)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 —1680年》 (2卷,1988、1993)研究了15—17世纪东南亚的“黄金时代”及其与全球贸易网络的互动。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的《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约800 —1830年》 (2卷,2003、2009)将东南亚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进行考量。塔林(Nicholas Tarling)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 (1993)既不按国家划分,也不按时间顺序编排,而是以专题和区域的方式来研究东南亚史。笔者以为,上述这些区域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是和地球的结构有关系的。欧洲-非洲、西伯利亚-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北美-南美犹如世界的四大支柱、四大轴心,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紧紧围绕这四大支柱彼此成就,人类就是在这个舞台表演的。

区域研究的兴衰是伴随世界局势变化的。区域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制度化,于70年代达到顶峰,并自90年代起逐渐衰退。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巨变重新绘制了世界地缘政治地图,对区域研究也带来了影响。这一时期对区域研究来说并不友好,区域研究亦遭受多方面的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冷战时期的战略利益不仅从一开始就玷污了区域研究,还影响了学者们对世界整体格局的理解;有人认为,区域研究的制度结构与实际内容本身就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体现;还有人认为,区域研究延续了源自欧洲与欧美殖民主义的话语构造,即所谓的“东方主义”。有人质疑区域研究的科学地位,认为它们只是缺乏理论性与解释力的描述性活动。也有人批评,区域研究者过度聚焦于自身的研究区域,忽视了区域经验的比较与全球背景,导致整个区域研究项目正演变为一种内向封闭、难以产生成果的学术实践,再加上资金支持日益减少的威胁,这些批评使区域研究陷入了危机。

冷战的结束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和区域边界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一种新的全球化话语的兴起。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它将全球化视为一个核心的历史进程,并由此要求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对世界的新知识形式。区域研究作为一种学术体制,其正当性与主权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且依赖于已显过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观念,因此在面对跨国甚至后民族国家关切所推动的知识需求时,日益难以做出回应。

全球化削弱了主权国家作为学术研究单位的重要性,各基金会将资金投入到更多的跨国问题上,区域研究以全球研究的面貌显现了。全球研究这一领域仍较为新颖,其发展尚未形成固定模式,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化形式,但终究是从既有的国际研究或发展研究项目中演变而来,或作为已有学科和领域的扩展。面对全球知识结构的转型,区域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动态调整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在回应现实问题的同时寻求理论与方法上的更新。

伴随中国的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热点自是必然结果。2021年12月公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 ,明确规定“区域国别学”是作为交叉学科中的一个一级学科,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更是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把经济学、法学排在前面,这说明是以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为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人员,人才培养的重点应该是外国经济、外国法学、外国文学和外国历史。

区域国别研究是能够兼顾学术与国家需要的战略学科,不仅是区域国家之间相互理解从而构建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更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代表着国家之间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与方向。我们研究的目标就是要破除以往区域研究的偏见,建立新的全球档案。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需要新的区域研究,新的区域研究要破除以往区域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也要破除特定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同时,要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随着世界格局的日趋复杂,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区域国别研究亦可将研究国的学术声誉投射到全球,呈现出实实在在的软实力与文化理想。

三  区域研究的路径与反思

“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蓬勃发展,历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民族音乐学家、比较文学学者等一起,致力于解读古代文献和“破译”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传统文明。所有这些“区域研究”并不等同于世界历史,尚未形成对全球人类发展的整体理解。非西方历史仍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帝国主义等概念框架之中,或者被当作异域奇观来看待,或如有些人所批评的那样,陷入所谓“本质主义”的倾向,即过度强调每种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唯有采取全球性、跨国性的视角,才能使非西方研究摆脱这种概念上的孤立状态。

20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区域国别研究热潮,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的专家,在掌握高水平外语能力的情况下,使其具备在全球背景下深入理解某一世界区域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通才。但美国将研究对象视为不同程度的“假想敌”,或为获得信息,或为冷战需要,意在为其实现霸权服务。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今日中国所倡导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心论”,也不预设任何“假想敌”,而是立足于相互了解,文明互鉴,谋求多元共赢,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我们更要吸收他者的经验教训,尽快构建合理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系统与学科体系。

严肃的学术研究不仅要梳理前人的智慧,更要实地研究与实证研究。比如,关于饥荒预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饥荒预警的关注旨在识别某一年可能面临粮食短缺的人群,以便提供帮助。在20世纪70年代的尼日利亚北部饥馑问题上,研究者注意到农村贫困者应对食物短缺所表现出的减少吃饭的次数、采集野生食物、出售牲畜等行为。这些行为具有明确的渐进性,因此可以作为饥荒来临前的预警信号。这就破除了马尔萨斯将饥饿视为供给问题,即市场上食物绝对匮乏的这类错误看法。这一案例充分表明,在地的区域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在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时,区域研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结合对特定环境的深刻理解而挖掘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一个区域事件对另一个区域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是区域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通信和交通的加速,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在全球主要区域之间,这种联系导致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区域出现的严重问题,往往主要源于地理上和文化上都相距遥远的另一个国家的行为。这种区域之间的关联性通常表现为复杂的模式,并不容易识别。发现、解释这些联系,并说明它们对于深入理解世界的价值,正是区域研究的一个目标。可见,区域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知道一个地方在哪里、那里有什么,还在于探究为什么某些现象会出现在特定的地方,以及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

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关于具体信息的学科,更是一门关于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综合科学。区域研究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一个特定区域进行全面研究,目的是确定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比如,区域国别研究有时会邀请众多学科共同探讨区域发展与不平等问题,将原本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汇集于一个体系中,至少在他们学术活动的一部分时间内汇集在一起。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话,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家彼此合作。此外,有时也会有地理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学家、流行病学家,甚至地质学家参与其中。他们共同设计课程,参与彼此学生的博士委员会,参加区域研究的学术会议,阅读彼此的著作,并在新创办的跨学科期刊上发表成果。因此,区域研究催生了大量以区域为内容的期刊和协会。美国先后成立的区域研究机构有亚洲研究协会(1941)、中东研究协会(1948)、非洲研究协会(1957)、美国印度研究所(1961)、美国土耳其研究所(1964)、拉美研究协会(1966)、美国欧亚和东欧研究理事会(1978),等等。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公报》 还出版了《区域研究》 专刊。一时间,区域研究成为显学,俨然成为世界政治与学术的核心。

南亚研究专家大卫·卢登(David Ludden)指出,“二战”之后,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由民族国家密布全球的格局。这些民族国家依据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差异被划分为若干区域,为区域研究知识的概念建构与组织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全面了解世界各区域,成为20世纪全球化的关键环节,因为全球化正是围绕这些作为区域研究对象的国家文化与权力疆域展开的。民族国家体系的重大转变,必然会对区域研究造成冲击,而这一冲击在1989年之后的确发生了。区域研究随之步入低潮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其既有成果与存在的问题。新的区域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标志着该领域的持续发展与理论重构的可能。

1. 区域国别研究须去西方中心论

区域研究项目远非中立的研究领域,权力关系影响着知识的生产方式——包括所采纳的理论视角、所做出的前提假设,以及所使用的范畴和概念。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家构成了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便发生于其间。几门主要侧重于研究西方世界(至少直到1945年)的社会科学——历史学以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然就更不例外了。诚然,人类学和东方学并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然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些学者所研究的区域并没有被看成是现代社会结构之所在。这种知识分工建立在“现代”与“原始”,或“文明”与“非文明”社会的二元对立之上。这种二元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假定所有社会的发展路径基本相似,并可根据其“先进”或“落后”的程度进行比较。

从一开始,区域研究就是现代主义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项目试图以西方的形象重塑世界。在美国看来,“区域研究”是对北美以外或其他发达区域之外的世界区域的研究;在欧洲大国看来,“区域研究”是对欧洲以外或其他发达区域之外的世界区域的研究。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欧美是发达区域,其他则是待发展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区域研究者想出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们以社会科学中已广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为基础,即社会(因而各个社会)会经历一系列阶段,而这些阶段代表着进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第三世界后,它被冠以“现代化理论”或“发展主义”的名称。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断非常简单:所有社会都会经历一组预设的阶段,最终走向现代性。一个国家,要么已经是国际体系中的主权成员,要么是一个未来终将成为主权成员的殖民地。不同理论家对这些阶段的命名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保持一致:理论建构的目的是搞清楚各国是如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从而能够指出特定国家当前处于哪个阶段,并帮助所有国家最终抵达“现代性”。

战后民族独立运动,使得殖民话语中“落后民族”与“未成熟国家”之类说法已明显不合时宜。批判理论、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迅速发展,对区域研究提出挑战。这些思潮对现代话语体系的建构进行批判,尤其是反思那些关于进步、发展、理性等宏大叙事中的核心概念,提醒人们要审慎审视那些广泛应用于各学科所蕴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偏见,这些学科包括宗教学、人类学与民族志、历史学、古典与比较文学等。区域研究亦未能置身其外,需要不断改变自身的研究路径。我们甚至可以说,“全球研究”已成为区域研究新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对帝国主义研究、发展研究、区域研究等多个领域的整合与延伸,力图理解全球现象的复杂性。归根结底,这些反思与发展的核心诉求在于批判各种形式的中心主义。

2. 饱受指责与未来发展

区域研究作为一套跨学科的综合体系,专注于对世界特定区域的教学与研究,这是战后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合作也伴随争执。不同学科以各自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对特定区域的理解与阐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对区域多样性的认识。

区域研究是基础学科,没有语言学习,不掌握研究对象的历史、宗教与文化,区域国别研究就失去了灵魂;区域国别研究亦是政策之学、咨政之学,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区域语言、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的人员,才会做出合理的重大战略决策。比如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并不等同于“汉学家”,掌握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精髓的“古典学家”并不一定是智者。区域研究者需要掌握语言、历史、宗教、哲学、艺术、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工具知识,还要了解政治、经济、法律、新闻、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知识。这就使得研究者在本质上是一位杂家,才可能成为所谓的“日本通”“俄国通”“非洲通”等,才可能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形成敏锐的判断,而这又与那些传统的具有学理化、体系化的学科之间形成张力。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区域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一些区域研究学者,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然而,没有与区域研究相联系的具体理论体系,没有独特的调查方法,也没有实践者可以称之为自己的特定方法。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随时影响着区域研究的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其因而受到人们的质疑。有人指责区域研究存在“横向无知”,因为区域研究几乎不从研究对象中抽象出理论,采取的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方法,通常缺乏理论的严谨性。而比较政治学者则被指责为“纵向无知”,即他们对案例的了解流于表面。这些指责不无道理,也反映出区域研究所面临的困惑。

这种批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条路线。第一,社会科学力图生产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而不是局部(即区域性)的知识。第二,区域研究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直接相关。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区域之间的界限已不再那么重要。政治学家用以划分世界、设定研究对象的那些看似中立的概念,其实也记录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变动。例如,美国大学在“二战”后设立的有关“非西方世界”的课程与研究项目,其变化往往更多是对国家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反映,而不是源于学术范式的转变。类似地,近年来“区域研究”项目被以全球化为重点的新项目所取代,这种变化反映的更多是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而不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质性进步。

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政策驱动的跨学科实践,但在长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向学科化靠拢的过程。成熟学科的特点是拥有系统的研究体系、共同的原则、统一的核心概念的知识共同体。因此,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重新审视既有的区域概念,拓展区域研究的范围,从而重新激活区域研究;需要“地方化”那些自称具有“普世价值”的欧美知识,反对任何形式中心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切实重视地方知识的研究。传统的现代主义发展思想通常认为地方知识是原始和落后的。因此,发展意味着用工业化或西方化取代这些地方知识。事实上,全球与地方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世界上没有一个区域是无法到达的,任何一个区域的存在都是由所有其他区域所暗示的。我们的邻人既不是火星人,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劣等复制品。诚如一句非洲的格言:“智慧出自一个蚂蚁窝。”我们要重新投入到区域性、在地化的学术传统中,认真研究这些知识产生的背景并将之有效地传播开去。

3.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身份问题

人们常说,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幼稚体现在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上:它们过于容易受到反复无常的学术潮流与时尚的影响。至少自20世纪50年代功能主义霸权瓦解以来,社会学便在不同的正统范式之间摇摆不定——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却从未在任何一种路径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发展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计划。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涉及“城市研究”的领域中也同样存在。在很短时间内,主流学术立场经历了剧烈摇摆:从强调空间与城市重要性的观点,转向将相关研究贬为“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如今,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研究中,又重新主张城市与空间形式不仅重要,而且在社会科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区域研究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类似特征,发展时常受世界局势与社会思潮变动的影响。区域研究曾在冷战时期因地缘政治的需要而迅速兴起,随后又因后殖民批评、全球化转向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力而陷入边缘状态。

区域研究涉及面广,要解决的问题又很急迫;研究领域呈开放性,任何学科都可介入;没有传统的知识系统、学科体系,又缺乏统一的概念工具,区域研究者犹如穿“百衲衣”、吃“百家饭”的学问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等,都可以以各自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某一区域,因此常被批评为方法杂糅、理论松散,难以自成体系。因此,区域研究在学科制度中常处于边界地带、边缘位置。

区域研究是一门天生具有鲜明个性的学科。它的优势在于对复杂现实的跨学科整合能力,而这也构成了其不足之处,因为它难以确立统一的学科范式。这种张力使区域研究很难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且长期以来也难以摆脱应用型工具学科的标签。但也正因如此,区域研究在当下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语境中显得愈发重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环境中,单一学科所提供的方案往往视野局限,但区域研究那种面向实践、直面问题、敏于历史语境、多从不同角度擅长综合的特性,反倒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正因如此,区域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论,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能力和智慧,直接影响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全球视野。

有学者这样评价毛主席:“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极为广博……在20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袖,甚至连戴高乐也不例外,像毛主席那样亲自阅读并亲自撰写自己的讲话。历史与地理是他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两大支柱。”这表明,即使是在战争年代、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年代,中国领导人对局势的理解也源于深厚的世界历史意识与全球地缘视野。换言之,区域国别研究始终是人类彼此沟通、相互认知的重要途径,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判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知外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若想实现有道义感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具备对外部世界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能力和怜悯同情心。这种能力并非源于简单的信息收集或短期调研,而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区域历史脉络、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地理地貌的深入长期研究上。这正是区域研究的核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