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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稚|“塞弗达林卡”民歌和波什尼亚克人身份:历史视角

摘要:波黑的“塞弗达林卡”民歌核心是波什尼亚克人的音乐传统,但它现今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波黑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波什尼亚克人之所以愿与其他民族分享其音乐传统,受到多种历史因素影响,尤其是20世纪长期存续的南斯拉夫身份框架,“塞弗达林卡”民歌早期的商业化和“民俗化”历程,以及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席卷“塞弗达林卡”流派的世界音乐风潮。与此同时,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塞弗达林卡”的社会话语也凸显出波什尼亚克人身份认同中的张力。“塞弗达林卡”民歌的变化和发展历史以及社会话语提供了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中音乐社会性的生动案例。

关键词:塞弗达林卡;民歌;波什尼亚克人

202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传统城市民歌“塞弗达林卡”(sevdalinka)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塞弗达林卡”核心是波什尼亚克人的音乐传统,但是,根据官方介绍,融合了南斯拉夫人群的传统口头诗歌和奥斯曼帝国音乐影响,“塞弗达林卡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达形式,提供了一种联系感和对同一社群的归属感……是一种被(波黑)所有民族群体、性别和身份的人所接受、欣赏和推广的重要的凝聚性因素。”正如民族音乐学者马丁·斯托克斯所说:“音乐在社会性上是有意义的,不完全是,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了人们认识各种身份和地点以及区分它们的边界的手段。”“塞弗达林卡”民歌百余年来的变化以及围绕该音乐流派的社会话语与波族民族身份演变的历史亦相互交织。

关于“塞弗达林卡”的研究以波黑本土学者为主力,其中又以对其的文学和音乐特性研究为主,关于其和波黑人身份关系的研究较少,且有所缺憾。恩维尔·卡扎兹以女性主义视角对“塞弗达林卡”的社会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类歌曲表达了对父权社会政治语言的个性化理解,在此意义上,它应被视为是对“集体身份定义”以及“政治对命运的决定性”表达抵抗的一种文化现象。卡扎兹的视角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揭示“塞弗达林卡”的多民族传统或许对他的论点会更有助益。米哈·科佐罗格和阿伦卡·巴尔图洛维奇从历代“塞弗达林卡”歌星对这一音乐的表述透视“塞弗达林卡”与波黑波族民族主义的关系,但是,关于“塞弗达林卡”的其他社会话语也不可忽视。阿伊达·赫鲁斯蒂奇研究“塞弗达林卡”在“现代波族身份”形成中的作用,聚焦穆斯林族首次受到政治认定的南斯拉夫时期以及宗教因素,但是,“现代波族身份”具有超越政治维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也是探索超越时空的“塞弗达林卡”音乐和波族身份互动的意义所在。本文提出,20世纪长期存续的南斯拉夫身份框架以及“塞弗达林卡”民歌早期的商业化和“民俗化”历程,是波黑波族愿与其他民族分享其音乐传统的重要历史背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席卷“塞弗达林卡”流派的“世界音乐”风潮对此亦有重要贡献,但“塞弗达林卡”民歌的历时变化以及社会话语也反映出波族身份认同中的张力。

一、演绎者、演绎场所和伦理问题

“塞弗达林卡”被广泛认为是起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波黑城市的民间歌曲,以爱情歌曲为主,主要在穆斯林社群中传唱。“爱情的欢愉、爱情的苦痛、令人激动的幽会和令人难受的别离,有无限多变种,这是世界上爱情歌曲的总体特征。”然而,“塞弗达林卡”在多种社会文本中成了伤怀爱情歌曲的代名词,这和它的词源“塞弗达赫。”(sevdah)有密切关系,这个词在“塞弗达林卡”歌曲中通常是“相思病”的意思。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南斯拉夫时期文学研究者穆赫辛·里兹维奇所说的:“(‘塞弗达林卡’)是关于‘塞弗达赫’的歌曲。”但是,很多人忽视了里兹维奇的后一句话:“(‘塞弗达林卡’)是斯拉夫和东方情感的结晶和结合:其东方性在于其激情的烈度、力量和潜在的肉欲,其斯拉夫性在于其爱幻想、忧伤和痛苦的气质,以及其精神的广度。”里兹维奇的这一说法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史上第一本专论“塞弗达林卡”的小册子《波黑“塞弗达林卡”的艺术价值》一脉相承,作者哈桑·卡德拉吉奇在其中写道,“塞弗达林卡”是“斯拉夫人深刻的多愁善感和强烈的东方情欲的产物,两者在生命冲动的力量下把所有感受都聚集在它灵动的旋律中”。这似乎是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对民族性的探寻和文化寻根在波黑穆斯林当中迟到的反响,但是其中的东方主义色彩表明(南)斯拉夫民族身份在波黑穆斯林身份中的主导性。

然而,除了上述“民族性”,“塞弗达林卡”令卡德拉吉奇更加感到骄傲的是,传承了几个世纪之后,这种音乐仍然没有过时,“在当今波黑各地的娱乐表演中,‘塞弗达林卡’都是首选,它在对现代的施拉格音乐的斗争中几乎取得节节胜利”,而且,它“突破了波黑的边界,已经成为我们南斯拉夫民族的公共财富”。的确,“塞弗达林卡”这一音乐流派的特殊性在于,得名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它很快便成为一个流行音乐流派,拥有很多来自波黑以外的词曲作者、制作人和听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时期,“塞弗达林卡”通常在酒馆(kafana)被演绎,由此导致了对这类歌曲“几十年来不断的和酒精、酒馆等联系起来的偏见”。

对“塞弗达林卡”音乐传统的理解本身已经众说纷纭,娱乐化的“塞弗达林卡”让它更加“难评”。在卡德拉吉奇看来,“塞弗达林卡”源于“健康的穆斯林世界的强烈的感受”,或者说让本国施拉格占据音乐市场也好过外国施拉格,但作家哈姆扎·胡默不愿屈就于实用主义评论。胡默认为,“塞弗达林卡”是“封建制度的孩子”,从来没有哭穷的歌,都是“散发着无病呻吟的痛苦”的歌,它们“除了极少数例外,本质上是具有破坏性的,包含着我们以往所受的教育和我们的传统中的所有消极的方面……毁掉了无数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用萨兹琴(saz)和酒杯让他们自我燃烧,把他们带往某个更美丽的、更有吸引力的充满痛苦和甜蜜的抱怨的世界,令他们沉溺其中而无法自拔、自我麻醉”。但是,他也认为“塞弗达林卡”在向全体南斯拉夫人展示波黑穆斯林的积极形象有功,“它驱散了我们民族的其他人对波黑穆斯林和他们的生活持有的一些谬见和不准确的意见,向整个南斯拉夫传播了波黑穆斯林真实和清晰的面貌,他们是我们民族高尚的一员,有着温良到谦恭的灵魂和热烈得令人惊讶的感情。这何尝不是一种最高贵的使命?毕竟它不是只为娱乐而生的。”

另一位波黑穆斯林知识分子、作家哈米德·迪兹达尔对“塞弗达林卡”被堕落文化“糟蹋”更感焦虑。对当时酒馆文化的社会根源,迪兹达尔提供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奥匈帝国主宰波黑之后,穆斯林的挫败感以及对生活和未来的不确定感很快就从多愁善感演变成巨大的痛苦和酒馆买醉,“为了让外国人看到,波黑人知道如何生活,我们不是穷鬼,我们将永远不会消失。”而就在那段人们挥霍无度、纵情享乐的日子里,“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三教九流的匈牙利歌手和吉普赛人成了萨拉热窝酒馆和餐厅的主要卖点”,巧合的是,“吉普赛化”的音乐也恰好是来到萨拉热窝的外国人所想要感受的“东方风情”。问题是,受到吉普赛歌手的影响,年轻一代波黑人接触到的“塞弗达林卡”老歌的旋律也变了,歌词也庸俗化了。

然而,迪兹达尔并没有说“塞弗达林卡”歌曲非得由穆斯林歌手演唱,只是“不管它如何被演唱,以及被谁演唱,总是有着它的‘灵魂’”。虽然吉普赛歌手在当时备受争议,其中也有像塞尔维亚吉普赛女民歌手索夫卡·尼科利奇(Sofka Nikolić)这样的歌坛巨星,她1926年在波黑莫斯塔尔(Mostar)的一次演出几乎万人空巷。实际上,和这一时期专业“塞弗达林卡”歌手的多民族构成相仿,“塞弗达林卡”在民间的传唱范围也不仅限于穆斯林社群。南斯拉夫时期在波黑泰沙尼(Tešanj)地区进行的一次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显示,两次大战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塞弗达林卡”虽然主要是在家庭中由女性演唱,以穆斯林女性为主,但也有当地塞族女性参与演唱,且塞族和穆斯林女性所唱的歌具有共同曲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塞族“塞弗达林卡”女歌手武卡·舍黑罗维奇(Vuka Šeherović)来自波黑泽尼察(Zenica),她少女时期向当地穆斯林女性学习演唱“塞弗达林卡”歌曲,唱腔更接近于自然的民歌唱腔。以她为主力的贝尔格莱德电台“穆斯林之夜”节目当时受到波黑听众的热烈欢迎。

二、曲目和审美取向问题

打开波黑国家广播台的官方应用iRadio,可以不间断地收听六类不同的音乐,其中之一就是“塞弗达赫”,对“塞弗达赫电台”的介绍语是“有灵魂的电台”。该电台播放的“塞弗达林卡”歌曲基本都是在南斯拉夫时期录制发行的。“塞弗达林卡”的“典范”(canon)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波黑穆斯林歌手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在音乐唱片界成为“塞弗达林卡”的主要演述人。但是,当时的“塞弗达林卡”演述人中仍有不少非穆斯林歌手,非穆斯林音乐人还创作了一批如今处于“塞弗达林卡”“典范”之列的作品,以受雇于早期“塞弗达林卡”制作核心的萨拉热窝电台的音乐人最为突出,包括塞尔维亚人约维察·佩特科维奇(Jovica Petković)和波黑克族人约佐·佩纳瓦(Jozo Penava)。他们创作的歌曲不仅在旋律和编曲上颇有“塞弗达林卡精神”,在歌曲主题上也包括歌颂波黑风物,符合民歌传统。1953年出版的一本收录“塞弗达林卡”名家扎伊姆·伊马莫维奇(Zaim Imamović)曲目的歌曲集中,第一首歌《鲜花盛开的萨拉热窝》(Sarajevo,behara ti tvoga )就是佩纳瓦创作的。当时萨拉热窝电台的很多编辑把佩纳瓦创作的民歌作品作为传统民歌播放,他创作的大量歌曲由此被“民俗化”。  

然而,佩特科维奇和佩纳瓦创作的一些歌曲遭到波黑著名文学家马克·迪兹达尔无情的批判。迪兹达尔指出,佩特科维奇创作的名曲《从伊格曼山俯瞰风光好》(Sa Igmana pogledat’je lijepo )为了歌词押韵而罔顾事实,说伊格曼山脚下流淌而过的波斯尼亚河穿过花圃,百转千回,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创作得过于潦草的糟糕歌词和……虚假浪漫情怀的庸俗病态让耳朵和听神经难受,”这首歌“彻头彻尾地没品味,整个就是一目了然的谎言”。佩纳瓦创作的名曲《一轮明月坐在特雷贝维奇山头》(Sjajan mjesec na Trebevic sjeo )也被迪兹达尔归入“没品歌词”行列,被认为是对真正“塞弗达林卡”的拙劣模仿,为此,迪兹达尔甚至呼吁电台禁播这样的歌,因为“它们让民间艺术整个受到质疑”。迪兹达尔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塞弗达林卡”这一指代波黑穆斯林传统歌曲的名字是吉普赛人所赋予的人,但他似乎认为所有歌词中带“塞弗达赫”字眼的“塞弗达林卡”歌曲都是伪劣的新创歌曲。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早期出版的“塞弗达林卡”歌曲集中已经收录有含“塞弗达赫”字眼的佚名歌曲,但是,确有些如今被视为经典“塞弗达林卡”的歌词含“塞弗达赫”的歌曲已被证实是20世纪早期由已知个人创作的,比如《啊,傍晚真惬意》(Ah meraka u večeri rane )和《连开斋节也不再是以往了》(Ni bajrami više nisu )。          

被“民俗化”的“塞弗达林卡”歌曲无疑让定义“塞弗达林卡”曲目的问题更加复杂。曾自称只唱穆斯林传统歌曲的南斯拉夫时期“塞弗达林卡”巨星、波黑歌手希姆佐·波洛维纳(Himzo Polovina),于1976年发行的《夜晚魅影》(Kradem ti se u večeri )这首歌,作曲人很可能是20世纪的塞尔维亚作曲家彼得·科尼约维奇(Petar Konjović)。这首歌曲的曲调和歌词几经变化,包括波洛维纳在内的南斯拉夫时期穆斯林“塞弗达林卡”歌手所演绎版本的歌词一部分是在1927年一位穆斯林歌手录制的钢琴伴奏版中首次出现的,以及更早版本中没有的“塞弗达赫”和“真主安拉”等词。波黑战争后“塞弗达林卡”遗产化的推动者之一、手风琴演奏家奥梅尔·波布里奇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塞弗达林卡”歌曲集中收录了这首歌,但是著名“塞弗达林卡”研究者穆尼布·马格拉伊利奇在自己1978年出版的“塞弗达林卡”歌曲集中则没有收录这首歌。          

南斯拉夫时期波黑塞族民族音乐学家弗拉多·米洛舍维奇撰写的波黑首部“塞弗达林卡”研究专著是“塞弗达林卡”音乐学研究的开端,但其中也含有他对“塞弗达林卡”的主观审美认识。在米洛舍维奇看来,“塞弗达林卡”的音乐特性和演绎形式是它的主要标志,它是本地人融合外国民俗元素之后在旋律结构和演唱技巧上构成的一个“新的、更完美的产物”,但是,这种歌曲只有“正确的歌手”演唱才能成为“旋律和听觉盛宴”,无关歌词,无关嗓音,也无关曲调,而是“必须最强烈地表达感受,充满感情地……高贵地、沉醉地进行演唱”,浅吟低唱或高亢激昂则只是个人风格问题。他坦承,自己在民间搜集“塞弗达林卡”歌曲的时候拒绝记录“糟糕的歌手”所演绎的歌曲。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强烈批判的“酒馆塞弗达林卡”风格,米洛舍维奇认为这是一种为取悦听众采取的唱法,的确,酒馆歌手当中也有受到“塞弗达林卡”名家认可的艺术家型的歌手,但是“歌手中的艺术家很少,就像听众中的艺术家也不多”。        

马格拉伊利奇延续了迪兹达尔和米洛舍维奇对变化的“塞弗达林卡”文本和音乐的批判,认为偏离传统歌词和演唱形式的所谓新“塞弗达林卡”歌曲都应该被抵制。在评点当时最有名的几位“塞弗达林卡”歌手时,马格拉伊利奇认为波洛维纳很优秀,但是唱法上过于“学院派”,他尤其欣赏的是女歌手汉卡·帕尔杜姆(Hanka Paldum),因为她所唱的是“从妈妈那里听来的歌”,所以是“以正确的方式演唱”,表演的时候还转盘子。尽管迪兹达尔和米洛舍维奇更多的是从审美品味上讨论这类歌曲,马格拉伊利奇对“塞弗达林卡”“纯洁性”的坚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波黑穆斯林和以新民歌为文化象征的南斯拉夫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然而,在波黑独立多年之后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下,马格拉伊利奇对自己曾经的观点做出补充和修正,指出:“在‘塞弗达林卡’数十年的形成过程中,奥斯曼时期和奥匈帝国时期波黑所有民族—文化单元的城市人口都平等参与……‘塞弗达林卡’是波斯尼亚的爱情歌曲,此处波斯尼亚也包括黑塞哥维那和桑扎克。”并且在“塞弗达林卡”的定义中囊括了他曾经抵制的南斯拉夫时期以老歌精神新创的歌曲。        

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        

“莫斯塔尔塞弗达赫重聚”乐队(Mostar Sevdah Reunion)被很多观察波黑战后社会文化发展的人所提及。作为一座拥有悠久的多民族混居传统的城市,莫斯塔尔未能在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下幸免,反而因其民族交融的历史遭受更大摧残,不仅是城市面貌上的,也是精神文化上的。1998年,几名来自莫斯塔尔不同民族的老友组成了这一乐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演绎“塞弗达林卡”经典,以爵士乐、摇滚乐等多种现代音乐风格将老歌重新编曲,除“塞弗达林卡”,也演绎南斯拉夫时期各民族的新创民歌和流行歌曲,还和多名吉普赛音乐人进行合作。这支乐队被认为对波黑各民族的战后和解带来了希望。        

如果将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世界音乐”定义为融合民间音乐和现代音乐的音乐,那么“莫斯塔尔塞弗达赫重聚”乐队的音乐无疑属于这一范畴。然而,根据这一定义,它也完全可以被用来描述20世纪早期南斯拉夫地区以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重新编曲的,以和传统民歌唱腔截然不同的方式演绎的老民歌,也能被用来描述南斯拉夫时期被重新编曲的“塞弗达林卡”以及以老歌精神新创的歌曲,比如波洛维纳1970年同名专辑中发行的融合了传统民歌自由节奏和华尔兹的《哈桑阿加的塞弗达赫》(Hasanagin sevdah ),甚至“世界音乐”或“音乐全球化”带来的对传统所维系的身份的焦虑也早就体现在前述围绕“塞弗达林卡”的种种争议中。但是,南斯拉夫的多元文化传统在“塞弗达林卡”音乐文化中仍然很显著,专业音乐人在这方面是执旗手。          

在巴尔干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民歌曲目共享同一旋律的案例不在少数,但是却存在各民族争抢原创者地位的情况。破解南斯拉夫各民族“音乐例外论”迷思的努力或许可以追溯到塞尔维亚著名“塞弗达林卡”歌手娜达·马穆拉(Nada Mamula)1957年发行的《看看我吧,安纳托利亚姑娘》(Pogledaj Me Anadolko )这首歌,她在其中演唱了波黑穆斯林和塞族的基于同一曲调的两个版本,这首歌的塞族民歌版原本叫做《姑娘,你有一头红发》(Ruse kose, curo,  imaš )。马穆拉所演唱的这首歌当中两个版本的歌词如下:            

波黑穆斯林版        

看看我吧,安纳托利亚姑娘,看在先知的分上x2        

我要对你唱塞弗达林卡歌曲!x2        

我要喂你吃巴旦木,让你香香的        

我要给你喝红酒,让你感叹爱情!x2        

塞族版        

姑娘,你有一头红发,不觉得可惜吗?x2        

就是可惜,我也不让你摸!x2        

姑娘,你有乌黑的眼睛,不觉得可惜吗?x2        

就是可惜,我也不让你看!x2        

又如,波洛维纳的《哈桑阿加的塞弗达赫》固然经典,但是这首歌对后世翻唱影响最大的版本是波黑塞族流行女歌手亚德兰卡·斯托亚科维奇(Jadranka Stojaković)发行于1981年的《为何你不在?》(Što te nema )。这两首歌的歌词都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黑莫斯塔尔塞族诗人阿莱克萨·尚蒂奇(Aleksa Šantić)的一首同名爱情诗歌。波洛维纳的版本演绎方式更有戏剧性,而且在尚蒂奇原诗的基础上加上了男性视角的念词和其他歌词,可能是早年在穆斯林当中流传时便受到民间加工,而斯托亚科维奇流行民谣风格的版本则完全忠实于尚蒂奇原诗,而且相比波洛维纳的民歌版,从编曲到演唱风格都非常简约沉静。“塞弗达林卡”“世界音乐风”的代表人物、波黑女歌手阿米拉·梅杜尼亚宁(Amira Medunjanin)在2014年的专辑《丝与石》(Silk & Stone )中也收录了这首歌,以单一古典吉他伴奏,在整体编曲氛围和唱腔上都延续了斯托亚科维奇的风格,但是穿插的自由节奏部分借鉴了波洛维纳版本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梅杜尼亚宁在“塞弗达林卡”美学上的自我思考。除了“塞弗达林卡”经典,梅杜尼亚宁还以个性化的方式演绎过很多其他南斯拉夫民族的民歌。所以,“关于‘塞弗达林卡’是什么,没有唯一的答案,它是谁的歌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种体验和感觉。”            

波黑塞族男歌手波若·弗雷乔(Božo Vrećo)是“世界音乐”风格的“塞弗达林卡”一位无法被忽视的代表人。蓄着浓密的大胡子而在舞台上身着飘逸的女裙载歌载舞的弗雷乔令人难以把他和“塞弗达林卡”传统相联系,但他确实在波黑国内外的演艺市场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波族人当中也有不少他的歌迷。其中的门道可能在于,虽然波黑是个大男子主义文化盛行的对多元性别并不友好的国家,但弗雷乔不是在西方语境中表达自己的酷儿身份,而是通过表达本地传统和历史,这使得他的酷儿身份显得不是来自“外部”、即西方的威胁,此外,弗雷乔对卷入身份政治很谨慎,这可能使他在波黑这样一个被民族政治所累的国家当中更受欢迎。艺术家的自由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冲破民族政治牢笼的“自由”,“塞弗达林卡”在时代背景下也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        

的确,波黑战争前夕以及战争期间是“塞弗达林卡”和波黑穆斯林/波族身份关联的高潮期,由于宗教组织是穆斯林族形成后一段时间内该民族唯一的文化中心,“塞弗达林卡”也与南斯拉夫后期波黑穆斯林宗教身份的复兴合流。波黑战争期间,“塞弗达林卡”开始出现在宗教活动和广播电视节目中以及宗教歌曲音乐会上。但“塞弗达林卡”和波族民族身份的关系比社会权力机构所宣示的更为复杂。1995年出版的《波什尼亚克人的塞弗达赫》是南斯拉夫以来唯一在名称中带有民族称谓的“塞弗达林卡”歌曲集,但它也是第一本收录了《埃米娜》(Emina )这首歌的“塞弗达林卡”歌曲集。《埃米娜》同样基于尚蒂奇的诗作,由波洛维纳首次演绎发行,是这位歌手所有曲目中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也是现今最受欢迎的“塞弗达林卡”歌曲之一。对歌曲集编纂者穆哈迈德·热罗来说,一首“塞弗达林卡”歌曲是由谁创作和谱曲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民间广为传唱或者应该从遗忘中被挖掘出来。也就是说,说“塞弗达林卡”是波族人的歌,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是其他民族的歌。毕竟,“塞弗达林卡”和它所歌唱的波黑各地的风物仍然维系着波黑人——所有民族的波黑人——和他们的生活历史,一如波黑克族作家、演员约西普·佩亚科维奇(Josip Pejaković)曾隔空对破坏波黑和平的人所说的:          

怎么能说没有波斯尼亚了呢?内雷特瓦河还奔流不息。怎么能说没有波斯尼亚了呢?米利亚茨河还在流淌……那些河都在流淌着,而你要往哪里去?你走投无路!乌加尔河也流着,(弗尔巴斯河)流入它。那里有鱼。你应该在那里抓鱼,而不是毁掉我的房子。你应该到乌纳河边,和邻居们一起坐在那里唱——啊,傍晚真惬意——而不是抄起榴弹炮,在各个城市杀害儿童。你不觉得羞耻吗?        

结语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在其经典著作《音乐人类学》中把民族音乐学定义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指出文化和音乐存在“统合”:“文化总的价值观转化到音乐当中并有助于塑造音乐体系……音乐在表达普遍的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也在塑造着这种文化。”但是,梅里亚姆也承认,民族音乐学研究缺乏对乐音的“文化母体”的探讨,但更大的问题在于,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本身就非常复杂,而“塞弗达林卡”的变化和发展正是处于这样的社会中。如何确定“塞弗达林卡”民歌所处的社会的“文化的总的价值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黑社会的价值观是一些评论者所说的纯洁高尚的穆斯林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新生的消费主义和享乐文化?南斯拉夫时期波黑穆斯林民族身份中的宗教和南斯拉夫因素几何?如今民族政治分裂的波黑有多大的民族凝聚力?与此相应地,我们要问:“酒馆塞弗达林卡”是不是“塞弗达林卡”?“世界音乐”或“世界主义”化的“塞弗达林卡”呢?最后,“塞弗达林卡”究竟应该由谁来定义?对这些问题的辨析受到各种话语的影响。        

因此,在“塞弗达林卡”案例中,“音乐中发生的社会”或许对于审视这种音乐和它所处的社会的关系是个更好的框架。但是,即便如此,在波黑这样的高度政治化的多元社会中,它的音乐可能也不会是一部社会的“管弦乐队”演奏的交响曲,而是不和谐音的组合,一如“弗雷乔现象”下的聒噪以及波黑塞族政治圈对“塞弗达林卡”被作为波黑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申遗的沉默。在社会总和和个体意义上,包括波什尼亚克人在内的波黑人的身份都反映出斯托克斯所说的:“身份通常是、可能也应当是存在疑问的,或者是一种焦虑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