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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探索 | 邱运华:塞尔维亚的文化建构与欧洲情结 —— 读佐兰 · 米卢蒂诺维奇《克服欧洲》

【导读】《克服欧洲》系统梳理了世纪之交塞尔维亚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家、宗教神学家发生的一场著名文化论争,这一论争的实质乃是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身份和文化话语建构问题,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却是关于所谓“欧洲”的思考。

【关键词】塞尔维亚  文化建构  欧洲情结


2023年11月初,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希望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塞尔维亚应该采取下一步措施来拉近我们的距离,包括外交政策……按说,这一表态,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应是美妙福音。塞尔维亚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就国家重建和民族身份认同进行辩论。西方还是东方,亚洲还是欧洲?这是一个缠绕塞尔维亚的世纪之问。2010年,塞尔维亚启动加入欧盟程序。冯德莱恩的喊话获得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迅速回应。他表示,加入欧盟是塞尔维亚的国策。即使在年底的选举备受质问之际,武契奇仍旧坚定表示,加入欧盟是塞尔维亚举国的不二选择。我以为,冯德莱恩对塞尔维亚的喊话,表明了一种立场,即确认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员。这一立场,对于西欧和塞尔维亚人来说,却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体验和思想价值。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Zoran Milutinovi)教授所著《克服欧洲》(Getting over Europe ,2011.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in Serbian Culture.中文版由彭裕超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出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世纪10—40年代)塞尔维亚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家、宗教神学家发生的一场著名文化论争做了系统梳理。这一论争的实质乃是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身份和文化话语建构问题,但绕不开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所谓“欧洲”的思考。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确是这一历史时期塞尔维亚社会的思想特征:叙述“欧洲”实质上却是为了叙述塞尔维亚,建构“欧洲”话语实质上在建构塞尔维亚自身的话语。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同时这也说明,脱亚入欧对于塞尔维亚来说,不仅仅局限在现实政治层面,更是文化归宿和走向的抉择。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塞尔维亚文化战略问题,胜过政治制度的分量。《克服欧洲》这一梳理和反思,既聚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维度,又勾连起19世纪80年代以来塞尔维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之于“欧洲”的认知话语,还对20世纪下半叶关于“欧洲”的话语理论指向做了重点勾勒,可以称得上以20世纪为中心关于“欧洲”话语建构的重要著述。特别是作为在伦敦任教的塞尔维亚籍学者,佐兰·米卢蒂诺维奇对于这一话语的情感态度,在这一著作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这部著作名曰《克服欧洲》,似乎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本书是讲述塞尔维亚人从崇信欧洲到最终走向克服欧洲的思想历程。确如书名所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包括西欧国家(20世纪10—40年代这一时期的西欧,专指法国、德国等欧洲半岛西部国家以及英国,按照佐兰的说法,应该不包括德国以东地区,甚至不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北欧这些正处在“西欧化”过程中的国家,这个范围类似于亨廷顿所说以天主教和新教为文明核心的“西方”)在内的文化人都在对欧洲社会前途命运持悲观态度,特别是对欧洲文明历史持批判态度。因此,此书名曰《克服欧洲》,确实是对当时现状的客观描述,而非刻意迎合什么意识形态导向。

对欧洲的克服,其前提是欧洲曾作为一座神圣殿堂矗立在塞尔维亚人面前,是它的理想和方向。《克服欧洲》选择了塞尔维亚外交界、学术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为对象,阐释了塞尔维亚从崇信欧洲走到克服欧洲的思想历程和心路历程。他们展开关于欧洲的讨论,实际上处在欧洲社会危机的关键时刻,即20世纪10—40年代。这30年,是欧洲风云动荡的30年,更是塞尔维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30年;不仅是国家重建的30年,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30年。因此,这场关于欧洲的话语建构,也是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也就是说,在塞尔维亚关于“欧洲”的话语建构,不是单一维度的话语,而是一套话语的两个面向——欧洲话语和民族身份建构这两套话语彼此关联,是复调(Polyphony)话语。

1912—1913年,巴尔干地区掀起民族解放战争,推翻了统治巴尔干约500年的奥斯曼帝国,塞尔维亚获得独立。这一事件的另一种叙述是塞尔维亚摆脱了亚洲封建帝国的奴役,回到了欧洲。但是,处在欧洲半岛的边缘,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政治制度杂糅,已经成为这一区域500年的日常生活,如何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转变为真正的欧洲国家?这是本书提出问题面临的历史背景。

伊西多拉·赛库利奇在1914年发表《挪威来信》,恰值巴尔干战争(1912—1913)结束,正是国家重建和文化建构时刻。她在旅游文集里表达了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要求塞尔维亚“换一种复杂的方式来表达对民族进步的渴望。不管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还是对我们与全人类的关系,我们都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解。我们的愿望必须与整个文明世界的愿望一致,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第45页)。佐兰理解,赛库利奇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文化进步的阻碍,如果要使文化进步成为可能,就必须以世界主义来取代民族主义。不过,她并没有使用这两个术语(第45页)。赛库利奇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全人类的民族文化”。这一提法具有很强的辩证性,是赛库利奇所处的“外位性”(вненаходимость,巴赫金语)的反映,就是站在塞尔维亚之外来看待塞尔维亚问题。她举出挪威作为“以欧洲方式来发展文化”的例子,指的正是个人主义,即不把知识问题和道德问题挂钩,因此,挪威人独立后只对文化问题敏感,而对民族问题不敏感(第53页)。对于赛库利奇来说,“以欧洲方式来发展文化”意味着去除自身的野性力量;而反过来,“以民族的方式来发展文化”则指保存自身的野性力量。弱势民族要保存自身的野性潜质,为自己争取自由和保持自由提供保障(第54页)。后一条道路自然艰难得多。相对而言,约万·斯凯尔利奇则提出十分简明的主张,那就是“要么西方,要么死亡”。他的这一立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是对西方所谓“东方问题”的一种决然的回应。所谓“东方问题”,实际上就是站在西方大国立场上“对奥斯曼帝国衰落与民族起义兴起这一不可预测过程的把控”“哈布斯堡不希望斯拉夫人在他们家门口搞解放战争”(第68页),但他们失望了。1912年,巴尔干各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但是,斯凯尔利奇深切地感受到:“东方宿命论的影响使塞尔维亚人性格中的斯拉夫的冷漠性质和消极情绪进一步凸显。被东方人统治了四五百年是我们的极大不幸。土耳其人的卑鄙和伊斯兰教的命运观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第74页)。他由此坚信,摆脱这一落后状态的途径,除了西方化,别无他途。“理想、方向和榜样只能在一个地方找到,那就是它们的真正来源——西方”(第76页)。对于宗教哲学家、神学家来说,在稍后的10年间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更为集中地体现为对18世纪启蒙思想的抨击;而对于斯凯尔利奇来说,“18世纪……意味着走出中世纪,步入现代;意味着告别拜占庭文化,走进西方文化……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发轫于18世纪”(第76页)。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赛库利奇还是斯凯尔利奇,他们都是塞尔维亚国家的初建和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最初的代表。他们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经历,帮助他们成为文化启蒙先驱,他们在无所适从的文化空间抛下引起轰鸣的石子,引发关于塞尔维亚文化性质、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的思考,这是他们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但关于塞尔维亚文化的现实走向,则未必沿着他们的主观意向前行。

欧洲启蒙运动的线性移动,存在着由西向东、向东南欧方向移动的规律。这个原点应该定位在英国,即资本主义发源地,其思想先影响到大西洋东岸的低洼地国家,影响到法国,由此产生了法国启蒙一派思想家,影响到德国,产生莱辛、荷尔德尔和狂飙突进文艺家群体,这都是18世纪的事。在19世纪门槛上,拿破仑战争扫荡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势力,将法国思想带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中欧和北欧各国以及俄罗斯。虽然在俄国战败了,但是受到法国思想启蒙的俄国军官们回去发动了十二月暴动,形成十二月党人运动,随后引发了俄罗斯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这一思想论争的思维模式影响到多数斯拉夫民族国家,原因很清晰:斯拉夫文化与西欧文化具有相当大的距离。首先是两种文化立足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不同:西欧已经迈进资本主义大生产阶段,而东欧国家仍处在封建村社制度阶段。其次是宗教原因,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在漫长的历史中存在着复杂尖锐的矛盾。塞尔维亚也不例外。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津科夫斯基等人的著述,对形成塞尔维亚的斯拉夫民族使命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共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土壤上产生的斯拉夫使命思想,在塞尔维亚青年一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年轻的思想家米罗什·朱里奇提出一个民族应该在创造新的精神价值过程中创造独创的文化,这些新的精神价值应该对世界文化整体有所贡献。一种文化力量越强,创造这种文化的民族的“生命权”就越强。朱里奇的这一观点表面上看来十分合理,尤其是他提出本土化了的拜占庭文化和意大利文化元素,或多或少也是巴尔干民族或斯拉夫民族的原生文化的体现,这一观点使他在建构塞尔维亚文化话语中占有显著地位;再因为他继而提出“南斯拉夫使命”这一命题,可以说是迈向更加广阔的“斯拉夫使命”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套话语同样也开启了关于塞尔维亚文化之东方西方性质之争。很显然,处在欧洲地缘政治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基本上被欧洲重大事件所忘却。它的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质,经历了欧洲奥匈帝国与亚洲奥斯曼帝国、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数百年、无数次“扫荡”,形成了我称之为“薅草式收割的文化圈”,以至于当说起原生性斯拉夫文化时,那些远古的记忆中的史诗、歌谣、口头说唱和传奇故事,不断掺杂进复杂的、丰富的、多元的各民族元素了。随后,朱里奇提出了“泛人类主义哲学”,以及他的呼应者提出的“新人类主义”等思想,放在思想史上看,与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所提出的“神人论”具有深刻的联系,在思维方式上高度一致。但是,文化的问题根源并非局限在文化本身,文化话语建构本身是民族身份建构,根子在社会,也就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简单说,脱离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去建构文化话语,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悲剧在于,塞尔维亚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建构尚在进程之中,政治形式上脱亚、主观上想入欧,但两者都不靠,处在茫然无措的阶段。何况它脱亚却脱不掉文化积淀,入欧也难以融入文化宗教。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约30年,塞尔维亚人围绕文化建构之论争,焦点在坚持文化斯拉夫性,论争双方立场是转向西方还是坚持斯拉夫性,基本思想倾向还是站在启蒙思想和宗教神学立场上批判西欧社会堕落。这样的思想模式可以放到许多斯拉夫民族国家中,例如俄罗斯。这些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均未获得成功。他们徘徊在西方或者东方之间难以抉择。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说:“选择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意味着将错过东方的文化价值,融合两种文化才是南斯拉夫人的文化使命。”南斯拉夫人总是试图抵制那些被认为是东方的、非欧洲的文化。佩特罗维奇认为:“这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第117页)弗拉迪米尔·德沃尔尼科维奇认为:“斯拉夫人的精神从未完全融入欧洲,但是幸运的是,它也没有把欧洲的那些特质不加甄别地纳入自身。”“精神无能的西方,仍然必须靠斯拉夫人的文化源泉来重获活力。”(第120页)塞尔维亚人强烈敏感的斯拉夫民族身份意识,源自远古历史和东正教,更建立在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基础上。这导致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触发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天主教—新教的敌视,从而在文化层面上建构起另一套话语。

然而,片面去强调塞尔维亚文化的斯拉夫性质,是对这一国家文化性质的误判。茨维伊奇曾经认为,多个不同的文化圈在巴尔干重叠交错,层层嵌套,导致其文化具有多义、含糊、暧昧等特征。首先是地中海文化圈——茨维伊奇明显指的是意大利文化——这一区域主要包括了达尔马提亚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其次是拜占庭文化圈,在地理上,它指的是塞尔维亚城市尼什(Niš)以南的地区,这一地区也受到土耳其和黎凡特(Levantine)的文化影响。生活在尼什以南地区的基督徒,像巴尔干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一样,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最后是中欧文化圈,从18世纪开始,巴尔干北部地区对中欧文化有所感知,中欧文化的影响逐步向南蔓延到希腊的萨洛尼卡(Salonika)。茨维伊奇认为,19世纪起,西欧文化越来越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巴尔干人有机会在西欧游学,在西欧的大学受教育,他们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知识带回了巴尔干。……茨维伊奇称这些在塞尔维亚引起了社会变化的文化思潮为“父权制”文化。这是一种存在于巴尔干斯拉夫民族中的古老的原生文化。(第99-100页)茨维伊奇的意思是,在巴尔干斯拉夫民族中存在着古老的原生文化,是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之前便已经存在的文化,姑且名之曰“母性”文化,它与地中海文化、拜占庭文化、中欧文化、西欧文化一道,构成了巴尔干文化的层圈,我认为这一文化复性现象可以径直命名为“巴尔干文化圈层现象”。这是世界文化现象中极其独特的现象。因此,简单地把巴尔干地区的文化称为斯拉夫文化或东正教—拜占庭文化,恐怕难以概括其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若以斯拉夫文化或东正教—拜占庭文化为基准来建构其文化话语、文化政策,也必然引发其他文化的反抗。

塞尔维亚文化界反思其文化建构之时,正值西欧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紧张时刻。欧洲社会矛盾和欧洲文明之弊病完全暴露,这为他们反思自身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参照和警示:西欧道路存在着深刻危机,远不是阳光灿烂。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塞尔维亚学者对西欧发展道路存在着深刻疑虑,甚至著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对西方理性、科学、技术以及现代性的怀疑甚至敌意。我们也就对维利米罗维奇和米特里罗维奇在美国和英国寻找欧洲文明之救赎表示理解。

因此,很自然地,在《克服欧洲》一书中,与塞尔维亚文化建构密切相关的议题是“欧洲”。“欧洲是什么?欧洲在哪里?”这是《克服欧洲》开篇就提出的设问。1940年,在欧洲战火即将烧到塞尔维亚前几个月,塞尔维亚人博格丹·拉蒂查的访谈录《欧洲的痛苦》(The Agony of Europe ,1940)正式出版。这是他采访当时一些欧洲著名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等文化界人士的访谈录,所提出的问题超出了塞尔维亚文化建构范围,而扩大到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这些欧洲文明的良心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解决方式几乎雷同:第一,欧洲是一套价值观体系;第二,严肃对待这一套价值观体系的地理位置就是欧洲。这令人联想起19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基佐关于“欧洲文明”的界定。基佐的文明观点奠定了西方学术史关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基佐虽然没有就欧洲文明的地理位置做具体描述,但毫不犹豫地把法国作为践行这一共同价值观的中心。距基佐约100年以后,欧洲陷入深重的全面危机,不仅塞尔维亚文化界忧虑欧洲的前途,美国这一新贵也把欧洲称为“老欧洲”了,它过时了、过气了;连欧洲大陆的学者如斯宾格勒、雅斯贝斯等人,也在为欧洲文明的谢幕寻找到“文明有机论”作为说辞和理论依据。因此,塞尔维亚人求助于上帝救赎、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来救赎欧洲,就不算特殊之举了。例如,尼·别尔嘉耶夫就认为欧洲的救赎应指望俄罗斯基督教,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应等待弥赛亚的回归。  

“欧洲”这一话题是20世纪10—40年代塞尔维亚文化建构的背景,也是参照目标。在《克服欧洲》“导论”里,佐兰广泛引用学术界的观点,对“欧洲是什么、欧洲在哪里”做出自己的回答,他的结论如下:首先,欧洲是能指不是所指,“欧洲是一个对于思想、形象和价值总和的能指,它干净而协调,它是令人满意的概括,只是它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存在于任何现实的地方”(第14页)。其次,欧洲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不同的称谓,“长期以来,它称自己为‘基督教’;到了殖民扩张的高峰期,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文明’;19世纪末开始,它又更名为‘西方’,整个20世纪,它都保留着‘西方’和‘欧洲’两个名字”(第15页)。最后,“欧洲”是建构的。在拉蒂查的访谈里,杜哈默尔曾有过极端的关于“欧洲”的表述,“它(欧洲)包括了勃艮第地区的一小部分,香槟地区的一部分,以及诺曼底地区的几公里地”(第2页)。“八年之后,在第二次访问中,他表示,在欧洲大陆的东部和南部的许多地方,也可能找到‘欧洲’,只要这些地方存在着一个‘参照着真正的欧洲心脏——巴黎’而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社会,而那里的‘知识分子精英心系欧洲文明的救赎,以及西方文化的未来’,那么那里就是‘欧洲’。”(第2页)显然,假如说第一次访谈中欧洲只是戏谑式的地理位置概念的话,那么第二次访谈时,“欧洲”在杜哈默尔那里就转化为能指了。在建构主义历史学家那里,“欧洲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套表述”,“它的边界是可以移动的,因为这里的边界不是地理事实,而是关于世界的历史学解释”。(第16页)“欧洲是一套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如果欧洲有意义,那它就是可以被用作一项政治计划。”(第16页)关于欧洲是被建构出来的一套话语成为学术界流行的观念之际,新历史主义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揭示了这套话语的历史底蕴:“如果,身份认同取决于主体的历史作为、习惯行为和持续行为(而不是主体的思考、想象和愿望),那么欧洲的本质必然是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无疑。”[第20页,“The discourse of Europe and the search for a European identity”in Strath (2000): 67—86]20世纪学术界的“欧洲”观点自有其现实背景和方法论特征,但的确反映出欧洲文明及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的痼疾。西欧历史上的“羊吃人”原始积累、殖民主义、贩奴运动、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令人联想起基督教教义里所说的“原罪”,遭到知识界的广泛一致抨击,在塞尔维亚文化建构进程中,西欧文明这一系列原罪自然成为双方融合的巨大阻碍。  

就“欧洲”话题的建构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罗巴半岛上社会发展的事实,但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危险,至少是微妙的伏笔。有沙文主义学者曾经认为,“过了维也纳便无欧洲”;也有建构主义历史学家声称,“欧洲大陆的东部边界是不明确的,其领土不断向西边溢出”(第15页);还有的民族处于边缘地带,例如西班牙人、英国人、俄罗斯人,他们感觉“欧洲总在别处,欧洲总是别人的”,“欧洲是永远的他者”。(第14页)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的“导论”显然写在全书所涉及“欧洲”的讨论之后,所使用的材料近至公元2000年前后,尽管如此,关于“欧洲”这一概念的建构性,却在塞尔维亚思想史上保留着鲜明印记。本文前面所列举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神学家都在著述中塑造着不同的欧洲,它有时是进步的、民主的,有时是霸权的、野蛮的,有的侧面是暴虐的、残酷的,有的侧面是优雅的、人道的……一个不以地理区位的标准来叙述的欧洲,固然可以使“欧洲”保持弹性,保持随时扩张的可能,却因此失去了价值观和本质上的确定性。“欧洲”不可能一方面不受地理限制,另一方面又奢望保持住价值观念的稳定。  

塞尔维亚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文化圈层丰富多彩,在国家建构进程中,多元文化和多种民族身份的认同,十分艰难而苦痛。在20世纪就出现了两次重大的国家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大讨论。它应该具有自己处理这一复杂棘手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但不幸的是,无论在20世纪10—40年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建构饱受思想界内卷之痛,也受到外部列强干扰,步履维艰。在西方文明眼光里,塞尔维亚人是“野蛮人”。什么是野蛮人?学者弗兰西斯·哈托格(Francois Hartog)说,希罗多德的作品清楚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野蛮人并不一定是意味着野蛮性(残忍、过度、落后等),它的根本是“政治性”的,那些熟悉城邦政治的人和那些不熟悉城邦政治、只能服从国王统治的人。前者是希腊人,后者是野蛮人。(第328页,Memories of Odysseus, Frontier Tales from Ancient Gree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e, 2001)显然,在西方文明看来,塞尔维亚不十分熟悉现代“城邦政治”。这一“城邦政治”的现代表述是什么呢?印度学者塔潘·赖恰杜里(Tapan Raychaudhuri)说:“民族国家是欧洲人真正的上帝,为其服务的罪行可以等同为英雄主义。”(第330页,1992.“Europe in India’s Xenology: the Nineteenth-Century Record”in Past and Present137: 156—182, Rémond.René, 1999.Relig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Europe)是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这是近代欧洲文明的政治维度,而在他眼里,一切多民族国家显然都不符合这一“城邦政治”,是野蛮人。  

《克服欧洲》所叙述的塞尔维亚与欧洲的思想讨论,距今已经有100多年了,但它的思想鲜活度依旧未见褪色。当听见冯布莱恩对塞尔维亚喊话、表示欧洲对塞尔维亚接纳的明示之际,百年前的思想论争往事恍惚就在眼前。一个世纪前的智者们的声音余音绕梁,令人不胜唏嘘。面对“元地理”欧洲伸出的橄榄枝,塞尔维亚如何迈过多民族国家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这一道坎,把塞尔维亚这颗星嵌入欧盟漫天星际之中,从而应了斯凯尔利奇的“不西方,毋宁死”的世纪之梦,确实是严峻的考验。  

原文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