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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占军 | 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巴尔干研究

2022年9月教育部新版学科目录增设了交叉学科门类,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位列其中。这标志着兴起仅10余年的区域国别研究正式进入了学科建设的新阶段。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启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学科建设的角度,围绕什么是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区域国别学与既有相近学科之间的异同、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如何构建等问题著书论说,形成了一波学术讨论热潮。其间,也夹杂着一些不同的见解和声音,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缺乏实质性的创新,原有的涉外问题研究或专题研究都属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其交叉学科的定位值得商榷等。为此,部分区域国别研究的先行者已开始结合各自的研究实践来探讨区域国别学有别于原有研究的实践路径与特色创新,其中不少见解值得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自2015年开始聚焦巴尔干研究,笔者参与其中10年有余,想以巴尔干研究为例,结合自身经验,通过全面梳理近50年来国内学界巴尔干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现状和学科归属,分析其特征与局限,进而揭示既有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研究之间的差异,为推进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巴尔干研究提一点粗浅的看法。

理解“巴尔干”:概念和内涵的多重阐释

研究“巴尔干”,首先要充分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巴尔干”的概念和内涵。从词源上讲,“巴尔干”一词来自于土耳其语“balkan”,意思是“林深茂密的山脉”,即时人所谓的巴尔干山脉,位于巴尔干半岛北部,是半岛上最大的雄伟山脉,连接亚得里亚海和黑海,贯通保加利亚到塞尔维亚。著名的巴尔干学者玛莉亚·托多洛娃在《想象巴尔干》一书中考证,最早提到“巴尔干”这个名字的文献是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兼外交官菲利波·布纳科西·卡利马科的备忘录。而最早将山脉与半岛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德国地理学家奥古斯特· 措伊内,1808年他创造并使用了“巴尔干半岛”一词。19世纪下半叶以后,“巴尔干”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其内涵既指巴尔干山脉也指巴尔干半岛。但实际上,今天谈到“巴尔干”这个概念,其内涵至少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三重意义。

1.地理意义上的巴尔干,指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是南欧三大半岛之一,位于欧洲东南部。按自然地理分界,东起黑海、西到亚得里亚海、东南临爱琴海、南接地中海、西南连爱奥尼亚海、西濒亚得里亚海、北至多瑙河、萨瓦河,海岸线清楚,但是内陆方向边界不清,面积约55万平方公里。巴尔干半岛上山脉众多,很少有大片的平原,无法形成统一的大国,但是却处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地区,是连接欧亚交通的战略要地,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是欧亚多民族迁徙、混居之地,也是外来势力征服侵占的对象。1808年,奥古斯特·措伊内在《格阿:科学地理学的尝试》一书中提出,巴尔干山脉从保加利亚到塞尔维亚,几乎横贯半岛,对所在半岛有着重要的意义,建议将巴尔干山脉作为其所在半岛的名称,于是“巴尔干半岛”由此得名。今天,在这样一个面积还不如中国青海省大的半岛上,却拥有着至少10个独立存在的国家,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北马其顿、黑山、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

2.历史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内涵随时代变化而演变。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巴尔干地区经常成为周边强势文明的征服对象。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内部纷争,加上外族入侵、帝国的统治和大国的干预,让这里战乱纷争不断。“巴尔干”一词的内涵和声誉也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演变。据西方学者考证,在19世纪,“巴尔干”是指1699年《卡尔洛夫奇条约》签订后仍处在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下的地区,但后来其内涵还包括了过去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20世纪初,暴力、暗杀和战争不断叠加着“巴尔干”的负面含义: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被暗杀,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马其顿问题,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乃至1914年6月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引发的世界大战等等,这些暴力和战乱的接连发生逐步将“巴尔干”钉上了暴力滋生的耻辱柱,仿佛战乱、动荡和落后是巴尔干地区永恒的主题,巴尔干半岛也随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火药桶”。这种污名化的历史印记此后一直存在,像一个个幽灵牢牢附着在“巴尔干”这个概念上,长期被欧洲文化排斥,甚至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以致冷战后不少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执意要摆脱“巴尔干”这个概念,公开声称自己是东南欧国家而否认自己是巴尔干国家的属性。

3.更为复杂的文化意义上的巴尔干,其本质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众所周知,巴尔干半岛孕育了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它不仅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其后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统治期间,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多元文明不断交汇于此,创造并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斯洛文尼亚的龙桥、希腊的雅典卫城、塞尔维亚的城堡和中世纪遗迹等等。因此,巴尔干在文化层面上也曾不断被赋予正面的含义。比如,保加利亚最伟大的小说家伊奥尔丹·伊夫科夫曾经在小说《巴尔干》中描写了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一只守卫边境军犬在抵御罗马尼亚入侵时的英勇故事。他之所以给这只军犬取名为“巴尔干”,就是要彰显“巴尔干”作为爱国主义和人类尊严的象征。1918年,塞尔维亚学者斯维伊奇的《巴尔干半岛:人文地理学》一书成为人类地理学的先锋,使“巴尔干”概念更加深入人心。1997年,托多洛娃出版了《想象巴尔干》一书,专门梳理了有关巴尔干刻板印象的由来,并在书末总结道:“由于巴尔干在地理上与欧洲不可分割,文化上却被塑造为欧洲内部的‘他者’,因此,巴尔干一直以来都背负了来自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挫败。这些挫败源于巴尔干外部地区和社会固有的紧张和矛盾,而西方却因此免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基督教徒对伊斯兰教的不宽容的指控……巴尔干和东方一样成了积累负面特征的储藏室;‘欧洲’和‘西方’的正面、自我庆贺的形象正是在与巴尔干的对立中被建构出来的”。  

上述关于“巴尔干”概念的不同内涵,源自巴尔干复杂的历史与文化,既决定了巴尔干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凸显出从单一视角或依托单一学科开展巴尔干研究的局限性,这个特点客观上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底层逻辑,并为深化巴尔干研究指出了方向。

传统学科框架下的巴尔干研究:现状与特点

我国的巴尔干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派出首批公派留学生赴巴尔干各国学习。此举堪称我国学界涉猎巴尔干研究的起点。当时主要关注的就是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第一批留学生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马细谱学成回国后专心从事巴尔干研究,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巴尔干研究的奠基者。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巴尔干研究的成果才开始增多。笔者梳理了中国近50年的巴尔干研究成果,发现中国的巴尔干研究大体上遵循区域和国别两个路径:前者基本是把巴尔干作为一个区域来进行整体性考察,后者则以具体国家为单位,深入探讨其政治、经济、外交、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研究的选题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大类。

1.基本知识研究。大多是有关巴尔干地区或国别的基本情况的专题性研究,参与的学科比较广,语言文学、历史、民族、政治、宗教等都有不少成果。比如于鑫《巴尔干语言联盟》(《外语学刊》2016年第5期)、孔寒冰《阿尔巴尼亚人的“大阿尔巴尼亚”》(《世界知识》2010年第21期)、汪丽敏《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马细谱《20世纪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王茂中《谈谈巴尔干的民族问题》(国际论坛》1993年第3期)、马细谱《巴尔干穆斯林的由来与发展》(《世界民族》1999年第3期)等。

2.历史问题研究。大多是针对巴尔干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或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成果多以历史学的视角考察史实或分析原因为主。比如沈坚《古代巴尔干伊利里亚人述论》(《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甘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在巴尔干的争霸》(《历史研究》1975年第6期)、高建芝《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再探——以马其顿问题为视角(1903—1913年)》(《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李建军《合并还是吞并:1918年波德戈里察大会研究》、金重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徐刚《巴尔干联邦计划研究(1944—1948):以保南联邦为中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4期)、沈志华《1948年苏南冲突的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张盛发《1948—1949年苏南冲突原因探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1期)、高建芝《从巴尔干地区到欧洲:马其顿问题的起源研究》(《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孔田平《对东南欧“巴尔干化”的历史解读》(《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等。

3.现实问题研究,多集中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时政热点研究。比如大国对巴尔干的政策、欧洲一体化与巴尔干各国入盟进程、欧盟东扩对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以及科索沃独立等现实问题研究,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范畴,如李提《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的历史分析》(《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朱晓中《欧洲一体化与巴尔干欧洲化》(《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卢晨阳与李博轩《维谢格拉德集团在西巴尔干国家入盟问题中的角色探析》(《国际论坛》2019年第2期)、胡勇《欧洲梦与欧洲化;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及其影响》(《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刘作奎《国家建构的欧洲方式:欧盟对波黑政策的实证分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刘会宝《科索沃独立的根源、动因及困境》(《俄罗斯研究》年2008年第2期)等。但事实上,其他相关学科也会针对现实热点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一些的分析。以科索沃问题为例,除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历史、政治、宗教、民族、法律等不同角度,对影响事态发展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陈志强《科索沃民族问题的历史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陈志强《当代科索沃问题的国际政治因素》(《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孔田平《巴尔干国际治理:科索沃案例》(《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2期)、章远《科索沃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马细谱《科索沃危机与北约的军事干预》(《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等。但总体上看,以往的巴尔干研究基本都是依托不同学科,从单一的视角进行的探索,缺乏深度的交叉协同。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不难得出前期巴尔干研究的3个特点:一是相关研究学科壁垒分明,问题取向大多局限于各自学科研究领域内,发布平台也多是依托各自学科的期刊和杂志。作者基本上都是单枪匹马,即便成果署名有两人,也多是同一学科背景。这主要是现有学科体系细化的结构性呈现,导致相关研究多是从自身学科出发,独立探索研究对象的某一个侧面和局部,无须实现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二是相关研究成果多是从所属学科的单一视角出发,缺少实质性交叉。研究者针对同一问题从所属学科多角度进行研究,能充分发挥学科的优势,将问题研究透彻,比如科索沃问题,常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多个角度研究。不过,依托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虽然可以做到局部研究透彻,但却缺乏全局概念。三是现实问题研究虽然涉及多学科参与,但基本上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发力。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往往从现实出发,聚焦问题本身,从不同维度开展分析和预测;而从历史角度切入的研究虽有多角度的分析,但也基本局限在追本溯源,没有学科交叉,结果类似盲人摸象,以致分学科探讨无法形成全面综合结论,碎片化的局部探讨达不到系统研究的深度。

这些分学科开展的多角度研究为我们全面把握巴尔干的国情域情、构建相关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是由于总体上是各自为政,缺乏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因此在服务国家和企业现实需求、及时提出准确有效的资政建议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未来,只有各个学科交叉协同形成合力,才能发挥区域国别研究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这既是我国区域国别学应时而生的根本动力,也是巴尔干研究迭代发展的内在需要。

区域国别学视角下巴尔干研究的问题取向与研究路径

区域国别学是时代发展需要催生出的一门新兴学科。钱乘旦曾经将区域国别研究定性为域外知识体系的建构。事实上,区域国别学的异军突起和突飞猛进,背后隐含着两个基本逻辑:一是现实发展中遇到的很多与区域和国别相关的新问题亟待解决,二是这些问题采用原有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无法解决或得不到理想的答案。因此,笔者认为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建构的后面还应该加上“利用”二字。

区域国别学研究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区别于以往依托单一学科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现实问题的综合性。当今世界,任何区域或国别的事物演进都是多因素合力导致的综合性结果,这种综合性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是全面深刻认识和理解现实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这是现有的研究范式难以做到的。二是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性;现实问题复杂的综合性特征要求研究必须是全方面、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否则无法真正理解现实问题的本质,也无法准确预测和研判现实事物的发展走向。三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所要求的应用性。历史上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立足于本国需要开展域外研究的目的都是要服务自己。因此,立足中国立场和中国需要,精准服务国家发展现实需要同样是我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终极目标。从这点看,区域国别研究将对策研究列为重要的研究范式,突出的就是其应用性特征。这3点特征密不可分,构成了区域国别研究区别于传统分学科研究的分界线。换句话说,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是针对现实问题并需要跨学科交叉协同才能推进的综合性应用研究。据此可以推论,鉴别区域国别学的底线很简单,即凡是依托单一学科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研究不属于区域国别研究范畴。

此外,在现有的涉及域外国别和区域的研究中,历史、语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研究基本上都可以依托单一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国际热点问题研究在理论上最符合上述综合性研究的标准。然而,这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中的国际问题研究基本没有跳出政治学的单一学科范式,这为建设全新的区域国别交叉学科提供了必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国别学意义上的巴尔干研究就不再是原来的巴尔干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军事、外交等局部、片面的研究,而应该是关注巴尔干地区正在发生的,或正在演进、有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或问题。比如科索沃问题,传统的研究可以利用现有学科分别研究科索沃问题的历史根源、政治结构、经济情况、文化取向、社会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但涉及科索沃问题的未来走向以及对于塞尔维亚入盟的影响等综合性或前瞻性的问题则显得无能为力。而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直接关系我国对相关问题的把握和应急对策的制定,区域国别学学科的设立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未来巴尔干研究的切入点将不再是简单的国别、区域和全球3个层次上的基础性研究,而是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聚焦在围绕现实问题运用基础研究形成的知识,协同交叉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性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相较于原有的研究是更深刻地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更直接地参与历史的创造,在对过往的记录、分析和评判的基础上,跟踪、分析、预测现实的走向,其得出的结论和建言将直接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

区域国别学意义上的巴尔干研究是对既有研究的升级换代,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以往依托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巴尔干问题。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巴尔干区域国别研究,其问题取向和研究路径与传统的研究有明显的区别。问题取向是区域国别研究聚焦现实问题的强化,研究路径则是深化对研究对象整体认知程度的多维拓展。这些区别与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设定密切联系在一起,既有助于理解现实问题背后复杂多样的历史逻辑,又能助力我们沿着来龙去脉预判未来可能的多种发展趋势。如果说以往的巴尔干研究好比盲人摸象,是依托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局部进行考察,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其局部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总体上往往得不出正确的结论。那么,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巴尔干研究则像是拼图,通过跨学科的交叉协同将不同学科长于局部研究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完成一个整体的拼图,得出完整客观的结论,从而全面深化我们对域外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总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背景下,为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推进的新事物。在从区域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对全面深刻了解域外世界的需求非常迫切,传统的研究路径和范式已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求。因此,所谓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域外知识体系的建构,而是要运用这些建构的知识进行应用研究,即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终极目的。从巴尔干研究的历史脉络来看,以往的巴尔干研究仅仅是奠定了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基础,真正的巴尔干区域国别研究还需要探索。我们不能因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而忽视原有研究的重要性,也不能固守传统学科研究的积淀而无视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巴尔干研究从分学科的局部研究走向跨学科交叉协同研究的转型是时代的缩影,也是未来学术创新的路径。我们期待大家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协同共进,共同探索出一条构建中国特色巴尔干学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