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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关于“现场感”:田野调查与全球南方研究方法论再思考

6月5日下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青年研究员杨崇圣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关于“现场感”:田野调查与全球南方研究方法论再思考》的讲座。本次讲座是“田野沙龙:区域国别学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一讲,由我院朱鹏飞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昊午担任与谈人。

讲座上半场聚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重构。杨崇圣指出,当下研究日益依赖数据库、平台数据和人工智能文本分析,但这些工具在理解全球南方社会运行时存在明显的认识边界。研究者若带着僵化的学科框架进入田野,往往忽略当地真实的社会逻辑。他强调,田野调查的核心价值在于“让问题发声”,在场修正理论预设,而非强行将田野现实塞入既有理论模型。

通过Keith Hart在阿克拉提出非正规经济概念的经典案例,以及非洲城市中的boda-boda(摩托车的士)、Stokvel(轮转储蓄会)、M-Pesa(移动支付)等经验材料,杨崇圣向听众揭示了经济学正式统计之外“看不见的秩序”。以东部非洲的摩托车司机为例,这一群体不仅是交通从业者,更是城市毛细血管,承担了就业吸纳、支付节点、选举动员等多重功能;南非的Stokvel则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在熟人圈子里建立了储蓄基金,解决了银行无法覆盖的小额高频资金需求,展现出非正规金融的韧性。他指出,非洲各国官方统计的就业率无法反映非正规就业的真实情况,技能不足也并非阻碍流动的主因——真正限制流动的是熟人社会以外所要付出的安全与便利成本。

针对中国企业出海及投资决策,杨崇圣特别强调了在地化认知的关键作用。南部非洲工会力量强大,清关环节往往依赖当地中介个人关系而非书面规则。技术与市场的错位同样值得关注,尽管M-Pesa等数字支付普及,然而现金、WhatsApp(聊天软件)转账及熟人赊账仍是交易结算的主流方式。

下半场讲座深入剖析了非洲非正规经济的生存逻辑与“近乎正常”(Almost Normal)秩序的韧性。杨崇圣指出,非洲非正规经济占比高达87.3%,但官方统计数据存在严重失真。由于人们同时从事多种季节性工作,统计叠加往往超过100%,无法真实反映个体身份与生存状态。尽管每年涌入非洲的青年劳动力高达1000至1200万,而正规部门仅能吸纳200至300万就业人口,非正规经济作为“蓄水池”吸收了超过70%的青年人口,消解了“绝对失业”的社会危机。

在性别化的生存策略层面,杨崇圣生动呈现了“身体经济学”的微观图景。男性摩托车司机通过摩托车驾驶者的形象构建起男性气概与社会身份认同,却通常陷入高强度债务与交通事故风险,他们的劳作类似“西西弗斯”式的循环,似乎永远不能致富;女性头顶小贩则形成了独特的理性逻辑——因为重物放下再举起的体力消耗太大,她们一般拒绝小额交易。在学术研究领域,非正规经济中呈现出的“近乎正常”的秩序,大概率不会通过媒体报道被发现,而是需要通过田野调查才能被发掘。

在数字时代,田野调查的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杨崇圣认为,官方数据往往经过粉饰以吸引投资,只有通过实地观察才能获取真实的“软变量”,比如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网络、社会权力结构和宗教信仰等决定商业模式成败的关键因素。他同时提醒研究者警惕“学术采掘主义”,即单纯从田野中提取数据而不回馈当地社区。建立长期互信关系是必须遵守的学术伦理。

在互动答疑环节,在场师生就非洲数据真实性、企业出海切入点、历史研究在区域国别学中的价值、跨学科概念的严谨使用等问题踊跃提问。杨崇圣建议,区域国别学研究应采用“三角测量法”,结合定性、定量与案例研究增强论证说服力;案例选择宜精不宜泛,避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他还特别指出,历史研究在缺乏官方档案的地区尤为重要,口述史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关键桥梁。

整场讲座立足非洲田野的深厚经验,从方法论重构、非正规经济解析到研究伦理反思,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路径示范。在全球南方日益成为数字平台与算法治理对象的当下,田野调查所提供的那种无法被远程数据替代的“现场感”,恰恰是理解地方制度韧性、非正规经济逻辑与企业出海风险的关键支撑。对于正在建设中的区域国别学科而言,这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身体在场为基础、以长期互惠为伦理的学术研究训练,才是培养真正“懂当地”人才不可或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