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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 李永斌:世界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

世界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

李永斌

摘  要:区域国别学方法论的构建可以从相关学科既有的研究中寻求借鉴。世界史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学者及其作品,包括作为古代区域研究典范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以“风俗”与“民族精神”为研究对象的伏尔泰的《风俗论》、以实证主义为研究方法的兰克及其史学作品、布罗代尔及其“长时段”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借鉴。理想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应该是综合了上述方法所有优点的“批判性的深层区域研究”。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世界史研究  希罗多德  伏尔泰  兰克  布罗代尔


西方学术界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自诞生之初便带有深刻的实践性与政策性烙印,旨在通过探究特定地理—文化单元的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为理解当代事务提供知识支撑。但西方的区域研究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难题:既强调对研究对象的深描与把握内在逻辑、警惕对外部理论的生硬套用,又渴望其研究成果能够贡献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解决这一难题不仅要从区域研究的理论建构入手,还需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已经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与区域研究紧密相关的世界史学科是最具借鉴价值的学科之一。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之时就与世界史有着密切关系。世界由区域和国别构成,世界史的研究对象也离不开区域和国别。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问题观照可以相互借力。一方面,打破原来历史学“就历史谈历史”、区域国别学“就现实谈现实”的传统研究范式,达到从热点和现实来考据历史、以历史的真相和认知来阐释现实的高度;另一方面,这种相互观照可以使每个学科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力度更加深入、研究结果更能还原真相,从而促进两个学科的研究从揭露真相到深入本质乃至揭示出规律的提升。本文选取了几位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历史学家及其作品,尝试从这些作品中寻求区域国别研究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

一、 希罗多德的《历史》及其“探究”

就“历史”研究而言,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样,对区域研究而言,希罗多德的《历史》,尤其是他对埃及、波斯等“异域”的记述,以及在其中所秉持的“探究”的方法论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的主体是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但视野远超战争本身,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系统地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种思考正是建立在对域外的探究基础上。《历史》第二卷整卷都是关于埃及的记述,涉及地理、政治、宗教、文化、风俗、社会和王室谱系等方方面面。第三卷主要记载了波斯的历史,尤其是希罗多德和他的听众所经历的“当代史”。这些研究不仅是古代民族志的杰作,更堪称“区域研究”的古代典范,甚至有当代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是“第一个将比较研究应用于历史的统一性研究的人”。

为了获取关于埃及的直接知识,希罗多德游历和考察了埃及多地,甚至可能沿着尼罗河到达了阿斯旺,也就是尼罗河第一瀑布所在地。他还访问了诸多神庙,并对祭司人员讲述的埃及的各种传说进行甄别和辨析。他描述了埃及人与希腊人截然相反的很多习俗,并据此认为埃及人的习俗与“人类一般的风俗习惯迥然不同”。希罗多德对埃及各种习俗的“颠倒”描写,并不是出于猎奇心理,而是为了建构一种探究“异域”的原则。正如阿赫托戈所言,“颠倒”的原则是记录相异性的一种方式,可以让相异性变得易于理解。

希罗多德并不仅仅满足于将这种“颠倒”作为一种记录相异性的方式,而是努力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去探究这种相异性的原因,尽管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在现代人看来颇为不可信——他认为这种相异性来源于尼罗河的独特性。他敏锐地注意到尼罗河与他观察到的其他河流在流向和泛滥规律方面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作为解释埃及习俗独特性的原因。希罗多德还通过埃及祭司了解到埃及悠久的历史,也承认埃及的历史要比希腊古老悠久得多,还将希腊的神灵和英雄谱系纳入埃及的时间框架。他频繁地将埃及的神灵与希腊的神灵进行对应,比如埃及的阿蒙神对应希腊的宙斯,埃及的奥西里斯对应希腊的狄奥尼索斯。他还认为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希腊人物海伦和墨涅拉奥斯也到访过埃及。这些无疑都对希腊人原有的历史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正如希罗多德对埃及文明“奇异性”的记载和叙述并非为了猎奇一样,希罗多德对埃及文明“古老性”的记载也不仅仅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学识渊博,而是要在差异性的表象之下寻求人类文明深层的联系和共同的源头。作为一个“区域”,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埃及既是颠倒的“他者”,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源头。埃及作为更古老的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智慧,这为希腊人审视自己更为“年轻”的文明的特质提供了纵深的历史坐标。

波斯是希罗多德笔下另一个重要的区域,其核心特征是帝国秩序和王权意识形态。这种核心特征也是通过对地理的探究来表述的。希罗多德详细记述了波斯帝国的行政地理结构,基本依据就是大流士一世建立的20个总督区以及贡赋清单。在这个“区域”中,波斯的王权是这一权力与秩序地图的绝对核心。希罗多德详细记载了波斯历史上的各种关于王权的故事,充分揭示了波斯帝国政治制度的运行逻辑与内在危机。在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帝国政治制度的所有描述和建构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大流士登基后关于政体的辩论。希罗多德巧妙地将三种政体并置比较,奥塔涅斯主张民主,美伽比佐斯主张寡头,而大流士则为君主制辩护并最终获胜。君主制最适合波斯的这个结论,虽然是希罗多德通过波斯人自己的话语说出来的,但整个叙事的安排显然是为了服务于希腊读者的理解。在希罗多德看来,波斯的专制制度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深深根植于波斯的民族性,根植于他一以贯之的原则——“礼法为王”(νόμος ὁ πάντων βασιλεύς)。在这个帝国秩序中,“礼法”被分成了三个层级结构。处于底层的每个被统治地区和族群仍然按照自己的礼法生活,同时服从最高层的帝国的礼法。处于中间的波斯继任国王则要尊重和沿袭波斯自身的礼法来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最高层是新建构的帝国礼法,它为各个地区创设了新的统治和贡赋缴纳的规则。大流士的继任者薛西斯则进一步将帝国礼法推向极端,那就是要不断对外扩张。

希罗多德对区域的“探究”具有划时代的方法论意义。第一,他将历史叙述的空间维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之前,赫卡泰乌斯等人虽有过地理描述,但希罗多德首次将地理、民族志与政治史事件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使区域知识成为历史解释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二,他将民族特性与地理环境、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使得区域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舞台,更是事件成因的内在要素。第三,他切实地将区域比较作为一种核心分析对象,通过将希腊与埃及和波斯这两个“异族人”生活的典型区域进行深度对比,为希波战争的宏大叙事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史背景。战争的结果,不仅是军事的胜负,更是两种文明所代表的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冲突与抉择。

二、 伏尔泰《风俗论》中的区域比较研究

伏尔泰不仅是哲学和思想领域的启蒙者,同时在历史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尤其是其著作《风俗论》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方法论遗产。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正是历史学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向社会生活史转型的时代,正如伏尔泰所言:“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范畴都已大幅拓展。我们期待现代史学家能更细致入微地展开研究,更严谨准确地考证史实、考据年代、甄别证人,同时更加关注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商业贸易、财政状况、农业发展及人口流动等维度。”《风俗论》可以说是伏尔泰上述史学思想的最好例证,这部著作系统地将全球各主要文明置于比较视野下,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史叙事。

《风俗论》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国别史汇编,而是一部绘制人类精神的雄心之作。这本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而且往往以称赞的口吻谈到除犹太人之外的非西方民族,这种安排背后是伏尔泰深厚的启蒙哲学关怀,揭示了人类在脱离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束缚后,依靠理性与自然法则所能达成的文明成就及其共通性。“风俗”超越了政治事件,涵盖了日常实践、社会规范、经济生活、艺术品位、宗教信仰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精神”则是内在于风俗之中,驱动一个民族行为方式的集体心理与文化特质。伏尔泰对风俗和精神的深切关注,与当今以理解特定区域社会文化整体性为目标的区域国别研究,在问题意识上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风俗论》的基本分析单元是“民族”以及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伏尔泰构建了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文明序列。其中,东方文明的代表就是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伏尔泰对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东方文明的论述,特别强调这些“异域”文明在风俗方面与他所处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伏尔泰在论述中国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著作传统非常钦佩:“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他不仅将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在亚洲范围内进行比较,也比较与中国同样有着悠久历史书写传统的埃及人和希腊人,他认为,“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写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实际上,伏尔泰对中国的描绘有很多误读的成分,有些甚至是有意识的误读。这种高度美化的图景忽略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功能性的“他者”建构,目的是服务于他对欧洲教会与专制王权的批判。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成为一面折射欧洲缺点的镜子,更多是启蒙运动自身理想的投射。

对于印度,伏尔泰承认印度人在科学、哲学、艺术、神学等方面都有开创之功。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在印度,人们的精神已经蜕化。可能这是由于鞑靼人的统治使他们呆滞迟钝,就像土耳其人的统治使希腊人意气消沉,使埃及人浑浑噩噩一样……可见,在任何国家,人类精神的进步就是这样的步履维艰”。对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伏尔泰的叙述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他强调阿拉伯文明与欧洲文明在风尚与习俗方面的巨大差异,并提醒人们“世界的画卷是如何的五彩缤纷,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勿用我们的习惯来衡量一切”。另一方面,他在具体描述阿拉伯的历史及其历史人物时经常用一些负面的词句来表达。比如“他的人民跟古代希伯来人相同的风尚(我在这里只谈风尚),同样热衷于假借神的名义从事征战,同样渴求得到战利品,同样瓜分掳掠物: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伏尔泰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世界长期的对立和冲突的影响。

像伏尔泰这样既否定早期权威又拒绝天命论的人认为,历史的走向与意义只能源于人类精神。因此《风俗论》作为一部研究“人类精神”的著作,其价值远超一般的文化史范畴。在强调人类精神进步这一主题之下,伏尔泰对欧洲之外的“东方”民族及其文明的描绘和论述,还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态势,以及这之中知识分子对“异域”文明的态度。正如王向远所言,伏尔泰的《风俗论》打破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一元论历史观及世界史撰写模式,采用了“东方—西方”二元并置的叙述模式,肯定了东方各民族文化精神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运用他的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对东西方文明、对东方民族历史上那些合乎理性的因素做了肯定;但《风俗论》也并非像有的研究者所言是没有偏见地平等地看待东西方,实际上书中的“东方”仅仅是“西方”的他者,主要是为了映衬西方世界而存在的,是为了说明他所处的西方世界、他所处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顶端,从而在史学著述中满足自己和西方读者的文化自豪感。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建构中,《风俗论》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以“民族”和“文明”为分析单元、以风俗为考察对象、以人类精神进步为落脚点的研究范式,为区域国别研究如何理解文化“他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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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Hardesty. Historical hand atlas, illustrated, general & local.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ww.loc.gov/item/2008622013/


三、 兰克的实证主义

与希罗多德一样,利奥波德 · 冯 · 兰克也常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约翰 · 吕恩和斯特凡 · 约尔丹认为,德语地区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像兰克一样,不仅对自己国家而且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的形成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兰克撰写了大量区域国别史著作,或许堪称区域国别研究的鼻祖。

兰克在《关于世界史的理念的讲座的导言》中比较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它是科学,它搜集、发现、洞察;它是艺术,它重新塑造、表现被发现和被认识的事物。其他科学只满足于把所发现的事物仔细地记录下来,而对历史学来说,必须具备重新创造的能力。作为科学,它与哲学同科;作为艺术,它与诗歌同源。区别在于:哲学和诗歌最初都在理想要素中活动,而历史则依赖于现实要素。”

兰克以“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宣言为近代历史学奠定了追求客观性的基石,并以对原始档案材料近乎虔诚的重视塑造了专业历史研究的典范。“如实直书”并非简单的经验主义口号,它蕴含了兰克对当时盛行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思辨史学的反思。兰克要将历史学从启蒙运动以来作为哲学体系附庸和道德教化工具的定位中解放出来,使历史学成为一门基于事实的、自主的“科学”。当然,兰克的客观性并非现代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绝对客观。这一原则根植于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即承认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内在精神。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严谨的研究来理解并呈现这种独特性。兰克相信通过严格批判史料、摒除个人好恶,研究者能够“消灭自我”,让事实通过史料自身说话,从而近乎“直观”地把握历史的内在联系与“理念”。

历史研究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但是兰克的“客观性”作为一种方法论伦理和研究纪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区域国别研究者很容易产生先入之见和“同情之理解”,容易受到研究者自身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理论偏好或现实政治关切的影响。“消灭自我”强调一种方法论的谦逊与自律:尽可能悬置个人预设与价值判断,首先努力按照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去理解其行为与观念。这要求研究者深入“内部视角”,在追求“同情之理解”的同时又能做出尽量客观的评价,这正是兰克历史主义精神的延伸。

兰克将实现客观性的希望寄托于对原始档案材料的发掘、批判与运用。他毕生践行并极大地推动了基于档案的实证研究。兰克对档案材料的重视,还伴随着一套严密的“外证”与“内证”结合的历史批判方法。“外证”指的是参比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关史料,不同历史学家的相关著作以及同时代其他的相关记录等,以确定历史事实。“内证”主要是指依据史料内部的相关情况并结合作者所处的立场来鉴别史料的真伪。通过这套方法,史料不再是现成的真理,而是需要被谨慎检验的“证据”。这使得历史研究从依赖权威转向了基于方法的论证。

兰克将档案置于研究中心的立场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直接的示范意义。深入理解一个区域或国家,绝不能止步于二手分析、新闻报道或概括性理论,而必须深入到原始资料之中去寻求答案,尤其是要重视原始档案的不可替代性。研究某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系统查阅其解密的外交档案、领导人讲话记录、会议纪要;研究某地区的社会变迁,需要挖掘人口普查数据、地方志、司法档案、商业记录等;研究某个国家的基层治理,相比公开的政策文件,基层档案馆的会议记录、工作报告乃至信访材料,可能比宏观理论更能揭示地方治理的真实运作逻辑。

当然,使用档案时也要具有批判性思维。档案远非中立的宝库,而是权力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它决定了什么被记录、什么被保存、什么被遗忘。例如,殖民档案反映的是殖民者的视角与统治逻辑,研究前殖民地国家,若只依赖宗主国档案馆的材料,极易复制殖民叙事。因此,区域研究必须批判性地审视档案本身,积极寻找被主流档案体系边缘化或遮蔽的声音。

四、 费尔南 · 布罗代尔与“长时段”

费尔南 ·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文简称《地中海》)不仅是一部重构了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恢宏史著,更是一份颠覆了传统历史书写范式的理论宣言。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布罗代尔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实践了他后来提出的历史时间分层理论。这一理论将历史时间解析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相对应的历史发展因素则表述为结构、形势与事件,也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嵌套的层次,构建了一个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动因的多元动态框架。

“长时段”是一个由不同时间尺度与历史实在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的经典表述中,历史时间的每一层次都对应着不同性质的历史实在与解释逻辑。第一层次是长时段与“结构”。这是布罗代尔理论体系的基石,指的是在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中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的周期性的历史,也就是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长时段”历史构成了历史最深厚的基底,布罗代尔称之为“几乎静止的历史”。在《地中海》一书中,“长时段”历史首先通过第一部分所详尽描绘的“环境”体现出来,这些地理常数在数个世纪中框定了人类活动的舞台,决定了文明的分布、经济的形态与冲突的轴线。然而长时段远不止于自然地理,还包括共同的人文条件,如道路与城市等。甚至某些思维框架,也对人类历史发展起着结构性作用,“结构主宰着长时段的问题……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固然是组合、是建筑,但更是一种时间难以磨损且能长久承载的现实”。

第二层次是中时段与“形势”。这一层次对应的是数十年至一两百年的周期节奏,是一种“节奏缓慢的历史”,也即人们所称的社会史,或群体和集团史。布罗代尔将中时段比喻为深海暗流,他的目的是要思考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地中海》分析了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各种要素,尤其是经济要素,包括距离与经济、人口数量、贵金属、货币和价格、贸易与运输等。布罗代尔在论述中时段“形势”之时,仍然在努力寻求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路径。他认为,在论述地中海的经济、政治、文明和战争等方面的生活的章节之后谈“形势”,其目的并不在于理所当然地通过总结来得出结论,而是为研究工作开辟一条新路,指出新的方向,做出新的解释。

第三层次是短时段与“事件”。这是传统史学关注的焦点,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布罗代尔记述了1550—1559年地中海内外的战争、1559—1565年西班牙与土耳其的战争、1566—1570年的神圣同盟及相关战争等历史事件,一直到1598年菲利普二世去世。然而,在布罗代尔看来,事件只是“尘埃”,是“历史表层的骚动”,是“瞬间即散的烟雾”。

“长时段”理论为区域国别研究范式从“事件报道”到“结构洞察”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甚至是理论性的借鉴。传统区域研究易受时事牵引,聚焦于领导人更迭、政权交替、突发危机等“短时段”事件,虽具有时效性却容易流于浅层描述与应激性分析。长时段理论启示我们,必须将我们所研究的区域与国家置于深厚的历史地理结构中进行审视。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重视空间的“常数”。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地缘位置、资源禀赋、地形气候,是其永不消退的战略底色。布罗代尔对“文明”作为长时段实体的关注,启示我们关注那些超越政权更迭的深层文化密码、思维模式与社会组织原则。这些“文明基因”或“制度原型”,是理解一个区域社会韧性、变革阻力或发展方向的关键。

尽管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历史学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正如米歇尔 · 伏维尔在《历史学和长时段》一文中所评议的,今天的历史研究远不是只有长时段研究一条路可走。在进行长时段研究的同时,还可以不断地对历史变动的急剧或渐进的形式进行探究,也可以从人们赋予事件的新角色出发进行研究。因为短时段与长时段的辩证关系特别丰富多样,这一辩证关系通过对长时段的回溯性深入而揭示了一种缓慢的演进。因此,区域国别研究者在关注“结构洞察”的同时,还要充分拓展研究纵深,深刻关联研究对象的“当前动态”与“长时段背景”。

结  语

通过对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及其方法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经验观察到哲学思辨,再到科学实证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论脉络。这些历史学家的研究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但也带有时代局限性。希罗多德奠定了历史学作为一门探究性学问的基础,调查研究成为后世历史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但是他的探究仍然以希腊城邦公民的经验世界为基础,并且带有浓厚的“文明与蛮族”二分法的先入之见。《风俗论》的启示在于宏大的比较视野和对人类精神的深切关怀,但其缺陷在于史料运用相对随意,并且带有浓厚的启蒙时代意识形态色彩。兰克贡献了“如实直书”的客观化研究和严谨的史料批判规范,但“如实直书”的理想并不被现代史学理论家所接受,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天真的客观主义。“长时段”理论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强大的深层解释框架,但布罗代尔对“结构”的过分强调,有时会低估人的能动性和“事件”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决定性作用。

区域国别学如果想要从世界史既有的研究路径中找到一种理想的方法论,应当是综合了上述方法的所有优点的“批判性的深层区域研究”,具备布罗代尔式的“结构”根基,以兰克式的“实证”作为研究规范,还需要伏尔泰式的“比较”视野和希罗多德式的“探究”精神。这样的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要以“长时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厘清塑造研究对象所在区域的深层地理、生态、文化和历史结构,确保研究的历史深度。在研究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基于一手档案、田野调查和在地化研究的实证规范,对资料信息进行批判性考辨,确保研究的可靠性与严谨性。在深挖个案研究的同时还要保持跨区域比较意识,切实将区域比较作为一种核心分析对象,通过对区域的深度描绘与对比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深厚的文明史背景。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6年第3期,作者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国别区域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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