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细胞》杂志一篇题为《从罗马边境到斯拉夫人迁徙的巴尔干地区遗传史》的研究,在巴尔干民族中,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拥有最强的斯拉夫基因印记。这项跨学科研究由西班牙进化生物学研究所、西安大略大学和哈佛大学牵头,70多名科学家参与,其中50多名来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和历史学家重建并分析了主要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出土的146名古人完整基因组数据,据此,他们重建了公元一千年巴尔干半岛的基因组历史。在这项研究中,克罗地亚几个古代和中世纪遗址的总共58个样本被用于古DNA分析。
该项研究的重点是罗马征服和统治这一区域的时期(约公元1-400年),以及民族迁徙和中世纪早期(约公元400-900年)。绝大多数样本来自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心,如塞尔维亚的科斯托拉茨(Kostolac)、尼什,克罗地亚的扎达尔、锡萨克、奥西耶克,也有部分来自中世纪早期盛行的较小农村群落,如博伊纳(Bojna)、努斯塔尔(Nustar)、雅戈德尼亚克(Jagodnjak)等。还有几个样本“更年轻”,按时间顺序排列,最年轻的样本来自公元15或16世纪塞尔维亚的雷彭斯基维尔(Lepenski vir)。
罗马征服巴尔干后,这一边疆地区变成了欧亚的十字路口,最终诞生了26位罗马皇帝,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大帝,他将帝国首都迁往东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古DNA分析表明,在罗马统治巴尔干期间,安纳托利亚血统的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留下了长期的基因印记。
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永久失去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随后大批人涌入这一地区,研究揭示出,这些人在基因上与现代东欧讲斯拉夫语的人种相似。他们的基因印记占当今巴尔干民族血统的30-60%,代表了中世纪早期欧洲最大的永久性人口变化之一。
此项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试点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哈佛大学将领导开展涉及这一主题的更大规模研究,即东南欧现代居民和斯拉夫人的遗传史。通过这项研究已经获得了确凿的生物学证据,证明了中世纪早期,在巴尔干地区,远至希腊和爱琴海群岛,讲斯拉夫语的个人和社群大规模定居,现代人的大部分遗传基因可以与这些迁徙精确地联系起来。
据目前的研究,斯拉夫基因占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遗传基因的50-60%,而且越往南,这个数值就越低。其中需要强调的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遗传基因包括了巴尔干地区原始居民遗传物质的很大一部分,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居民到来自罗马帝国不同地区的定居者。
这项研究强调了罗马军事疆界的世界主义,以及伴随罗马对巴尔干控制的崩溃而产生的移民潮的长期后果。古DNA分析结果表明,尽管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拥有边界,但巴尔干地区的居民是由共同的人口演变进程塑造的。除此之外,这项研究还确认了存在一些来自遥远地区(非洲)并于罗马统治期间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一位来自维米纳齐亚(Viminacija)的成年男子的基因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来自苏丹。他于公元2世纪去世,下葬时随葬品有一盏油灯,上面描绘了朱庇特之鹰。第二个有非洲血统的人在扎达尔被发现,他是一位生活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的年轻人,来自北非,可能是埃及、昔兰尼加或的黎波里塔尼亚等罗马行省之一。这还并不是扎达尔唯一的外来人口样本,外来人口样本的发现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动性和罗马道路系统的交通效率,以及扎达尔汇聚帝国各地人口的贸易港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