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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失衡经济措施最终反噬到土耳其地方选举

3月底,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在地方选举中打败了执政党。伦敦国王学院金融学教授古尔森·奥兹坎(Gulcin Ozkan)撰写文章认为,执政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近期经济政策的失衡。文章内容如下:

多年来,经济并不能决定土耳其的投票行为。尽管经济前景不断恶化,但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几乎赢得了他参加的每一次选举。这一现象通常可以用身份政治的重要性来解释,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执政22年来,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一直两极分化。然而,埃尔多安的连胜势头在3月31日土耳其地方选举后戛然而止。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民众投票中失利,主要反对党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主要城市取得胜利。这次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多年的政策错误所积累的巨大成本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严重影响。

那么,地方选举时土耳其的经济前景如何?3月21日,土耳其央行突然宣布加息至50%。这是埃尔多安在2023年5月连任总统后一系列加息举措中最新的一次。此举被视为央行在证明其对抗徘徊在接近70%左右、几近失控的通货膨胀率的决心。利率上升广受好评,被认为是对持续太久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急转弯。埃尔多安的非传统政策立场源于他坚信加息会加剧通货膨胀,而非降低。

新冠大流行和俄乌冲突导致了全球通胀率飙升,几乎所有国家央行都提高了利率作为应对,而土耳其却继续疯狂降息。人为地保持低利率导致土耳其国内通胀率上升,使得土耳其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一道位列通胀最严重的国家。面对全球金融紧缩,新兴经济体的市场表现出惊人的弹性。与过去不同的是,许多新兴经济体避免了汇率大幅波动,没有陷入债务困境,并成功控制了通胀。原因之一是新兴经济体成功改善了政策框架,特别是增强了央行的独立性。具体来看,这些国家的央行显着改善了政策沟通和透明度,并且在预测通胀上更加出色。因此,智利、捷克和南非等国家的经济表现甚至优于发达国家。

可悲的是,土耳其在这个领域是个异类。该国已经完全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至于其央行在过去五年里更换了六位行长。政治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也发挥了不成比例的作用。2018年的土耳其宪法修正案赋予了埃尔多安重要的行政权力,允许其在2023年总统选举之前能够慷慨支出。最低工资大幅提高,昂贵的养老金计划和住房补贴项目也得以实施。公共支出的扩张自然加剧了已经冒头的通胀压力。土耳其在宽松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不同寻常的立场,相比其他正在紧缩的国家,土耳其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选择降息,这就是土耳其央行现在不得不推高利率而其他国家刚刚开始进入宽松周期的原因。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错误的货币政策十分要命,对于像土耳其这样向贸易和金融流动高度开放的国家更是如此。对这些国家来说,汇率变动是国内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埃尔多安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最大败笔在于土耳其里拉。过去六年里,里拉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2018年1月,1美元可以兑换3.76,而如今,这一数字为31.9里拉。里拉币值的大幅波动对土耳其经济至关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土耳其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投入品,特别是占该国出口近一半的车辆、机械及其相关器具。里拉贬值将提高这些投入品的成本,从而提升产品价格,降低该国出口的竞争力。其次,土耳其很大一部分能源从国外进口。里拉的贬值使得进口能源变得更加昂贵。最后,土耳其背负着大量以外币计算的外债,导致里拉贬值的代价更加高昂。里拉的任何贬值都会增加偿还一定水平的外币债务所需的资金量。

虽然土耳其回归更为传统的经济政策是个好消息,但它来得太晚了,即使是政策的急转弯也不足以扭转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在对抗通胀方面。持续的通胀压力迫使公民增加外币持有量,这给里拉又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面对外国资本流入放缓,土耳其当局不得不消耗大量外汇储备,以防止里拉进一步贬值。3月21日的利率大幅上升是类似的应对举措,也是土耳其为过去的政策错误所付出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回归较为传统的经济政策已近一年,却没有制定以适当机构改革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如果需要一个证据来证明独立且强势的制定政策机构是否更有利于国家经济表现,那么只需看看其他新兴经济体近期的韧性即可。例如,巴西经济不仅从新冠疫情中强劲复苏,而且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其货币表现位于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