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自塞尔维亚南通社网站
2026年8月27日,前波黑塞族部队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在海牙联合国拘留所医院病逝,享年84岁。他因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等罪行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去世,在巴尔干地区激起了截然对立的舆论反应,再度暴露出这片土地上关于战争记忆的深刻裂痕。
波黑塞族共和国及塞尔维亚官方将姆拉迪奇塑造为未获人道医疗待遇的塞族英雄统帅。其中,波黑塞族领导人多迪克(Milorad Dodik)称姆拉迪奇之死“实为一场谋杀”,认为其健康状况早已亮红灯,“这是一种旨在导致其死亡的蓄意行为”。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内纳德·斯特万迪奇(Nenad Stevandić)致唁电称,是海牙拒绝其转回塞尔维亚治疗的决定“加速了他的死亡”。据南通社报道,塞尔维亚司法部长内纳德·武伊奇(Nenad Vujić)确认,穆拉迪奇将“以最高国家和军事荣誉安葬”。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总统此前一周已多次呼吁海牙“人道地”放穆拉迪奇回国治疗,称海牙“就是希望他死在铁窗之后”。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也附和“谋杀论”。
波什尼亚克族及受害者群体的反应则截然相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受害者家属组织“斯雷布雷尼察与热帕飞地母亲会”表示“感谢海牙机制将他关押至生命终点”;前斯雷布雷尼察市长杜拉科维奇(Ćamil Duraković)说:“死的只是一个老人,没人能把我们的死者还给我们。”斯雷布雷尼察纪念中心主任苏利亚吉奇(Emir Suljagić)回应称,姆拉迪奇之死“不能让被害者复生,不能移走万人坑,更不能改变法庭判决”。波黑国防部长祖坎·赫莱兹(Zukan Helez)在脸书直言:“死亡不带来宽恕,集体墓地不会被抹去……留下的只有耻辱、判决与犯罪的血迹。”还有受害者母亲在接受Avaz采访时甚至坦言“希望他再多受十年罪”。
塞尔维亚国内“封锁者”(blokaderi)的反应与官方不同。学生名单发言人达乌德·德利梅贾茨(Davud Delimeđac)明确表态:“死去的是一名战争罪犯,他犯有种族**。”部分学生及封锁运动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甚至以近乎戏谑的方式庆祝,并有呼声要求禁止为姆拉迪奇举行葬礼、反对以国家名义厚葬这样一位被定罪的战犯。
部分反对派也持类似态度。例如,绿色左翼阵线(ZLF)发表声明称,姆拉迪奇今天的死亡“并未终结对战争罪责任的追问”,并强调“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及其他战争罪行的真相,永远不应被遗忘或相对化”这一“持久义务”依然存在。声明进一步呼吁国家机构“阻止公共空间中任何试图美化这名被定罪战犯的行为”。前民主党议员博佐维奇(Balša Božović)在社交媒体X上称以国家荣誉安葬姆拉迪奇“将是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的最后一幕”。这些言论遭到亲政府媒体的强烈抨击。
这种泾渭分明的立场体现了巴尔干的历史叙事之争。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叙事中被塑造为保卫塞族人民的英雄统帅,而在波什尼亚克族及国际社会认定的历史记录中,他是有史以来欧洲最严重种族**行的直接执行者,两种叙事完全无法调和。
姆拉迪奇去世又恰逢塞尔维亚大选前哨战阶段,持何种立场显得格外敏感。学生名单作为唯一有实力挑战执政党的政治力量,一直努力摆脱“叛徒”“反塞”帽子,如今这一议题几乎是被“送上门”的政治陷阱:若表态不当即被攻击为侮辱塞尔维亚英雄,若沉默或附和则可能疏离本就支持斯雷布雷尼察真相的选民。据独立周刊“Vreme”网站主编安德烈·伊万吉(Andrej Ivanji)预判,无论学生阵营还是当局,最终都会主动放弃消费这一议题,因为这是一块“滑地”(Klizav teren)。
总之,这一事件再次印证了巴尔干地区战争记忆“政治化”的结构性顽疾,每一次涉及上个世纪90年代战争罪行的重大节点,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当下的现实政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