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908年7月20日公历/7月7日儒略历)晚十一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时译“悲罗古辣”),逗留数日后继续行程。其所著《列国游记》中的《塞耳维亚游记》,成为现有史料记载中近代中国人与塞尔维亚最早的直接接触记录。
与许多此前的旅人一样,康有为对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印象,是其坐落于两河交汇、平原与山地相接的独特地理位置。游记开篇便写道:“吾游地球,殆遍各国,惟未见如塞维之所以宅都者也。”他又记述:“自匈西来数千里,平野无寸山,至此突起冈峦,俯临多铙[多瑙]河,河盘环数曲,中有四岛[今仅存两河岛]。西北河曲霸辣[据塞汉学家优万诺维奇考,即今博尔查区]为匈境,西南河曲诗廉镇[很可能指今属奥地利的斯雷姆省]为奥城,隔河尺寸,界绝三国,皆屯兵焉。”
令他惊异的是,塞尔维亚竟将首都设在距边境如此之近之处。在他看来,这无异于置国都于险境:“然奥、匈以极边兵顺流而东,塞都已震,不待破之,如稍破之,塞不国矣。”在卡莱梅格丹要塞,康有为见到了著名的罗马井(古隧道),深逾六十米,虽名“罗马井”,实为哈布斯堡王朝时期所建。但他当时并不知此,亲下隧道后写道:“犹有古隧道,五百四十级,下蓄水。吾下之,阴森袭人。然罗马人之能作大工,预防围城,则吾中国不能及也。”
在评价贝尔格莱德当代建筑时,康有为倾向于勒·柯布西耶式的论断,即此处因战火频仍、反复易手,堪称“最佳地理位置中最不好看的城市”。因而,在他游历欧洲诸国京都之后,对奥斯曼时代结束后贝尔格莱德市容评价不高,自不足为奇:“全京人民十余万,道泥泞,室屋卑污,亦复寥寥,惟王宫一街稍可观。”
王宫为三层黄色建筑,但他认为“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听闻此前国王在此遇弑(指1903年“五月政变”),他感叹:“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我国乡曲行动富家,亦何难事?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议会建筑更令他大跌眼镜:“如一小茶馆……高方约二丈,如陋乡之乡约,诚万国所未见。”
康有为将塞尔维亚定性为“以兵为国”:“剑佩兵衣者满道相属,不独兵部署前,盖塞耳维亚京无工无商,只有兵也。”他记载塞尔维亚常备兵四万五千,战时可达三十五万,“几居其国民五之一”。在他看来,“自老弱外,壮者几尽人皆兵矣”。
唯一给康有为留下深刻正面印象的,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游其大学,开四十八年矣。当闻市前三层,在塞耳维亚为壮丽矣。学生六百,教习七十,凡教三科,律学、哲学、工学。”这使他对比中国,发出著名的感叹:“塞维小国,百余万人,而亦备一大学;此特如吾国一县耳。奈何以吾四万万人之大国,而亦限于一大学乎,岂非愚甚!”
康有为还详细记录了塞尔维亚的税收:“其税八千五百万佛郎,当吾国三千万两。蕞尔百余万人之国,而征税若此,民甚苦矣!极贫者人税四佛郎六先甜。”这句话至今读来仍令人深思——一个小国百姓税负之重,跨越百年,依然让人感同身受。
康有为在塞尔维亚仅停留数日,却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光,记下了贝尔格莱德的形胜、建筑、军事与民生。这篇游记在事实层面固然不乏错漏,例如他以为贝尔格莱德得名于“其地之山名也”,而非源自“白色之城”的斯拉夫语义,但正因其观察带有主观投射和口传信息的曲解,反而更凸显出一位流亡改革者“睁眼看世界”的真实肌理。他处处以塞尔维亚比照中国,从大学之问到税负之叹,字里行间皆是对故国命运的殷忧;那些未必精确的记录,恰恰构成了一部基于个人见闻与口述史的思想切片,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域镜像中反复辨认自身道路的焦灼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