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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暑期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克罗地亚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或许与那句著名的话背道而驰——历史首先作为悲剧发生,然后作为闹剧重演。除了每年8月初的“风暴行动”纪念,过去两年,保守的右翼民族主义最常见的出现场合是娱乐性演唱会和艺术节,如去年8月底“白纽扣”乐团音乐会,今年7月初和8月初的两场汤普森音乐会。然而一旦失去控制并触及敏感话题,它便会从闹剧骤然转为悲剧?

8月底的本科瓦茨(Benkovac)事件就可以解读为一场导致了悲剧的闹剧。本应作为非暴力、多元主义和艺术自由象征的“Nosi se”艺术节(该词具有互相矛盾语义,既可以译作“滚”,也可译作“挺过”)在开幕之际就被一群退伍军人和右翼组织的支持者打断,他们试图阻止戏剧演出和音乐表演。随后他们开始对主办人兼记者梅丽塔·弗尔萨利科(Melita Vrsaljko)进行语言和身体攻击,呼喊着“为祖国准备好了!”。警方虽来到现场,但反应迟缓且态度犹疑,演出最终被迫取消。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地方性的冲突——艺术爱好者与退伍军人群体的摩擦。但其背后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更加复杂。本科瓦茨事件揭示了克罗地亚右翼力量在近几年的逐渐壮大,其对公共空间的塑造日益增强。克罗地亚右翼势力通过退伍军人协会和边缘团体,越来越多地设定文化与政治话语的边界。

本科瓦茨市长托米斯拉夫·布利奇(Tomislav Bulić)在事后第一时间的表态颇为矛盾:“我们的城市承受过苦难,但同时也是共处之地。我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但同时也必须理解退伍军人的情感。没有人可以阻止文化活动,但同样没有人可以挑衅我们的社区。”这种双重表述反映了地方政治的两难:既要维护秩序,又不敢得罪退伍军人群体。

在国家层面,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陷入微妙处境。它虽然在口头上倡导稳定、多元与欧洲价值观,但其根基却深植于退伍军人群体,并依赖他们作为重要选民基础。此次事件后,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高层的反应大多谨慎,强调“平息争端”,却未能明确谴责袭击和威胁。

萨格勒布大学政治学教授伊万·里马茨(Ivan Rimac)分析说:“在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内部存在明显的派系压力——来自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的一部分地方组织坚持与退伍军人协会和右翼势力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萨格勒布的中央领导层很清楚,他们在布鲁塞尔需要维持温和形象,但在地方上,他们担心若与这些势力强硬对抗,就会失去支持。这就是为何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在本科瓦茨事件中的反应暧昧不清。”

反对派的声音则更加直接。社会民主党(SDP)主席佩贾·格尔宾(Peđa Grbin)表示:“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沉默意味着纵容,这是一个可耻的例子,说明执政党在面对其选民基础的暴力时选择容忍。”“我们可以”党(Možemo!)则强调不应轻描淡写:“这不仅仅是一个剧目的问题,而是克罗地亚自由与民主的问题。如果警方不能保护公民和艺术家免受威胁和袭击,那么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街头力量高于法律。”即便是通常更靠近退伍军人群体的“桥党”(Most)也批评称“任何人都无权对女性和记者动手”,但同时指责组织者“缺乏对地方社区的敏感度”。

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视角来看,这一事件的意义更为重大。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克罗地亚正见证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政治中心的分化、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以及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出于务实考虑而为更激进的声音留出空间,都导致了边缘话语逐渐正常化。在本科瓦茨,这种“正常化”最终化为具体行动,艺术节被视为“挑衅”,而阻止艺术节的举行则被包装为“民间正义”。

因此,本科瓦茨事件并非孤立,而是更广泛进程的缩影。关键问题不仅在于某个艺术节的安全与否,而在于在一个精英政治不断算计、机构反应软弱、而右翼愈发自信地占据民族身份守护者位置的社会中,多元主义和批判文化是否还有生存空间。克罗地亚的左翼派别发出质问:21世纪走过四分之一后,克罗地亚再次面临老问题,即谁来划定自由的边界?如果街头力量可以决定舞台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又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可是,另一头的右翼派别已经在实用性地试探,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还有没有能力防止这些“暑期现象”引入政治主流并造成更严肃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