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2月27日,编号671的列车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驶往黑山巴尔。在波黑境内、靠近塞尔维亚边界的小站什特尔普塞(Štrpci,也是贝巴全程跨波黑境内的唯一小站),列车被切特尼克武装人员强行拦下,带队的是后来因战争罪行而闻名的卢基奇(Milan Lukić)。他们进入车厢,逐一查验证件,将20名乘客带走。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桑贾克地区的波族人。
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乘客在贝尔格莱德上车后不久,查票员以防范“大量走私活动”为借口,要求每个乘客出示身份证,然后把他们的姓名写在车票上。这样,在波黑领土闯入的武装部队更容易挑选出哪些人的姓名更像巴里亚(balija,塞语对波族的种族歧视性名称),迫使他们“提前下车”。
就在这一过程中,一名并不在武装部队“名单”上的乘客站了起来。他叫托莫·布佐夫(Tomo Buzov),生于与斯普利特附近卡什泰拉(Kaštela)的克罗地亚族人,曾是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军官,退休后居住在贝尔格莱德。他与塞族人结婚,住在新贝尔格莱德区,那一天乘车去往波德戈里察探望在军营服役的儿子。据多名幸存者回忆,在什特尔普塞,当布佐夫看到无辜乘客被拖出车厢时,他起身质问武装人员的合法性,并指出这些人只是普通平民。
他的抗议性发言并不冗长,也没有夸张的姿态,却足以引起武装人员的不满。短暂对峙后,他也被强行带下列车。被劫持的20名乘客随后被押往维舍格勒(Višegrad)附近的村庄,在那里遭到殴打、抢劫,最终被杀害。许多遗体被抛入德里纳河,直到多年后部分遗体才被打捞并确认身份。
案发后多年,什特尔普塞劫车事件并未成为塞尔维亚社会讨论的焦点。1990年代的媒体环境和政治氛围使许多类似事件长期停留在边缘地带。遇难者家属多次要求调查和说明,但司法进程推进缓慢。
卢基奇后来在海牙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判决涉及的是他在维舍格勒实施的其他罪行。关于什特尔普塞案件的审理,则分别在波黑和塞尔维亚国内法院进行。直到二十多年后,多名涉案人员才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受审并被判刑。虽然这些判决具有法律意义,但许多人指出,如南斯拉夫铁路公司以及更高层级的责任并未得到充分追究。
与此同时,随着德里纳河沿岸遗骸的陆续发现与身份确认,公众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其中,托莫·布佐夫的名字开始被反复提起。在开始时,他与众不同的特质很突出,他不是波族,也不在武装部队原定的“名单”里。通过幸存者和旁观者的证明,检方慢慢意识到他是因为抗议而被带走的。
在此后的纪念活动中,布佐夫逐渐成为一个跨越民族界线的人物,但这个形象没有持续太久。2015年后,克塞外交关系出现“定期交锋”的局面,在塞尔维亚官方看来,纪念一个克罗地亚人没有什么利益。而对克罗地亚来说,虽然布佐夫的故事像“列国中的义士”,但是他的“罪行”在于战争期间没有回到克罗地亚而继续住在南联盟,这一事实不好向克罗地亚公众展示。在波黑,波族群体的关注点则集中在事件中的遇难者。最终导致布佐夫的英雄事迹面临没有国家来认领的局面。
2020年,一篇文章使托莫·布佐夫再次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克罗地亚记者德茹洛维奇(Boris Dežulović)通过专栏文章重新讲述了布佐夫在列车上的那一刻。他的笔触没有神化人物,却突出一个事实:在众人沉默之时,他选择了站起来。文章没有爱国主义的煽情,也没有罗莎·帕克斯式的英雄化的修辞,事实依然简单又清晰:1993年2月27日,在贝尔格莱德至巴尔的列车上,一名乘客反对武装部队对平民的劫持,并因此被杀害。
这篇文章引发了区域性讨论,也让更多人第一次了解到布佐夫。随后,这段历史被搬上银幕。短片《一个不愿沉默的人》(Čovjek koji nije mogao šutjeti) 由克罗地亚导演斯列普切维奇(Nebojša Slijepcević)执导。影片没有展开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将镜头紧紧锁定在车厢内部:紧张的空气、乘客之间的目光交流、武装人员例行公事般地查验证件,以及布佐夫那短暂却决定性的起身。影片在2024年戛纳电影节荣获最佳短片金棕榈奖,使这段原本局限于巴尔干记忆的故事走向国际舞台。布佐夫在电影中不是夸张的英雄,而是一个做出选择的普通人。
如今,在官方致辞和纪念活动中,托莫·布佐夫常被提及为“作出回应的人”。在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个人勇气的象征,即一种超越族群界限的勇气。然而,在当前三国民族主义情绪再度上升、年轻一代频繁颂扬民族英雄的背景下,布佐夫依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存在,他跨越民族而展现出来的仁义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对各方民族主义者而言,他带来的威胁,远不止于对“对方的叙事”的冲击——那种让一方狂热拥戴、另一方深恶痛绝的话语;更关键的是,他代表着一种“反叙事”:一种足以撼动双方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记忆之上所构筑的价值体系的颠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