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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新发现”中东欧: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问保加利亚

2000年6月,保加利亚总理伊万·科斯托夫迎接访问的朱镕基总理

2000年6月27日至29日,朱镕基总理访问了保加利亚。根据当时保媒报道,朱镕基总理率领了116人的代表团,主要涉及中国新兴能源、化工、家用电器和基础设施等产业。访问保加利亚之后,朱镕基总理率团继续访问了德国、卢森堡、荷兰、意大利和比利时,最后一站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选择保加利亚作为访问目的地本身就意义重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南关系、中苏关系、改革开放等影响,保加利亚始终在对华政策上保持相对缓和立场。到了200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均已步入不同的发展格局。中国正准备加入世贸组织,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中东欧国家也正准备加入欧盟。中保两国的政治发展方向虽然不同,但亟需对话说清两国的发展道路并不矛盾,应当互相合作。此次朱镕基总理访问的意义在于促成正在变革的中国与正在转型的中东欧之间的合作,表明中国已准备好在新的形势下与新的欧洲展开对话。

保加利亚时任总理、坚持迈向欧盟一体化并继续进行激进经济转型的伊万·科斯托夫(Ivan Kostov)在访问前夕向媒体表示,此次访问具有“高度政治意义”。根据保加利亚《标准报》报道,科斯托夫总理认为,北京方面选择索非亚作为访问欧洲的首站,说明其对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地区发挥稳定作用的认可。

朱镕基总理在保加利亚的三天访问既实现了中保政治交流,又促成了双方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朱镕基总理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和总理,他在会谈时强调,保加利亚是仅次于苏联,第二个承认中国的国家。在会谈中,保方重申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中方则表示尊重保方发展道路,政治合作开始被视为与经济利益相互趋同,不再是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

经济议程在中方抵达之前就已制定。据报道,访问十天前,保加利亚—中国政府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索非亚召开。会议呼吁扩大两国企业间的直接联系,加强投资和技术合作。在朱镕基总理访问期间,中保签署了五项协议,涵盖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卫生和医学、劳动、社会政策以及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朱镕基总理还宣布中国将向保加利亚追加1000万美元信贷,是此前承诺金额的两倍,并提出了建立促进中保企业家交流的机制。

朱镕基总理在会见保加利亚总统彼得·斯托亚诺夫(Petar Stoyanov)和议长约尔丹·索科洛夫(Yordan Sokolov)时,讨论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经济领域。科斯托夫邀请中国投资保加利亚的能源、化工、家用电器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双方讨论了交通、通信、技术以及十年后将成为所有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合作的焦点——“丝绸之路”——重建的可能性。朱镕基总理鼓励中国企业与保加利亚公司直接合作,为基于务实合作、搁置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中国-中东欧关系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保加利亚媒体中,“中国机遇”的新叙事逐渐盛行:中国的经济参与被视为保加利亚实现现代化、吸引投资并融入更广泛的欧洲和全球经济的又一个机遇。《标准报》《民主报》等保加利亚媒体的积极报道反映出这一新叙事被广为接受。当时,人们几乎毫不担忧与中国交往可能对保加利亚的欧洲道路产生负面影响。《标准报》在访问当天就报道,保加利亚领导人预计保加利亚能在2007年加入欧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需要保加利亚调整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立场。

虽然中国在2000年“重新发现”中东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90年代对该地区完全忽视。事实上,中国在90年代前五年便已调整外交策略,以适应欧洲的政治变化,为与昔日意识形态伙伴建立新型关系奠定基础。1991年,外长钱其琛访问多个东欧国家,其外交重点在于正视苏东剧变后的现实;1994年李鹏总理访问罗马尼亚、1995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匈牙利,旨在为新政府间建立务实的共存框架;朱镕基总理2000年的中东欧之行,更着眼于推动双边关系在经济层面发挥实质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朱镕基总理的索非亚之行已包含若干在后来的中国与中东欧交往中日益凸显的要素:经济利益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意识形态分歧与务实合作基本得以区分;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也为那些以融入欧洲和全球市场为战略目标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交汇点。尽管后续的制度化合作形式,如2012年建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在当时尚属遥远,但一个基本前提已然清晰——经济合作能够为与这个政治多元且日益欧洲化的地区建立持久关系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