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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要闻

俄罗斯学者分析塞尔维亚多向外交的局限

7月17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塞尔维亚外交部长马尔科·久里奇(Marko Djuric)在华盛顿特区共同主持了首届美塞战略对话。对此,俄罗斯政治学者、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项目负责人基里尔·雅科夫列夫(Кирилл Яковлев)在“巴尔干学者”(Balkanist)门户网站撰文分析塞尔维亚开启与美“战略对话”的意图,并联系武契奇宣布辞职、NIS受制裁威胁等热点事件剖析塞尔维亚多向外交的局限性。

文章指出,巴尔干地区向来是政治与戏剧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地方。塞尔维亚近期与美国开启“战略对话”便是上演了一出交织着地缘政治、个人野心以及夹在大帝国之间的小民族生存困境的戏剧。过去十年来,塞尔维亚外交政策一直保持着平衡策略,其精髓在于务实:以欧洲一体化作为经济支柱,依靠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科索沃问题获得的外交支持,将中国投资作为西方贷款的替代方案,最后,在全球地缘政治中采取务实的中立立场,作为国内社会的道德资本。这一外交架构的平衡依赖于各大权力中心愿意为塞尔维亚的政治忠诚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而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平衡越来越难以为继,欧盟不再对制裁问题上的分歧视而不见,美国在科索沃问题上采取了“全有或全无”的立场,而忙于应对自身问题的俄罗斯,已无法再向塞尔维亚提供以往水平的外交庇护。在上述多向外交空间日益收窄的背景下,塞尔维亚与美国开启了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背后的真实含义

文章认为,武契奇宣布与美国进行的“战略对话”,已不再关乎友谊,也不关乎政策转向。这是在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的背景下,一种典型的风险对冲策略。塞尔维亚方面明白,如果连与美国最基本的沟通渠道都没有,恰恰在科索沃(临)获得最大外交支持之时,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就会变得脆弱。战略对话正成为一种机制:塞尔维亚既不放弃主权,又能为自己争取发言权。而美国方面则需要这一沟通渠道,以免塞尔维亚彻底落入中俄影响力的轨道。双方都明白,这并非联盟关系,而是交易型外交: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获得一定保障及经济优惠;华盛顿则换来塞尔维亚国家媒体中反美言论的降温,以及在国际组织多项表决中——哪怕只是象征性的——立场趋同。

辞职作为政治工具

关于武契奇宣布即将辞职,文章将其解读为政治学中所谓“退出威胁”(exit threat)的经典范例——即领导人将自己可能的离任作为施压工具的一种策略。一位掌控议会、政府和媒体格局的现任总统,为何要公开谈论即将离任?这里同时存在多种逻辑,且它们相互交织。

第一种逻辑是与西方进行的谈判逻辑。武契奇向美国和欧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你们继续在科索沃问题和制裁问题上施压,我就下台。至于我之后会是谁,我不知道,但那个人对你们肯定不会更好。”这是以稳定为筹码的勒索,是巴尔干政治的经典套路。

第二种逻辑是巩固选民基础。对于塞尔维亚的爱国派系而言,武契奇是一个具有双重形象的人物:一方面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则是愿意做出妥协的人。在国家正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并重新审视与俄罗斯在NIS项目上合作条款之际宣布辞职,这成为向本国支持者传递的一种信号:“我不会出卖自己,如果被迫,我宁可辞职。”这将潜在的批评转化为自我辩护,将被迫的让步转化为显而易见的牺牲精神。

第三种逻辑是考验国内精英。在任何威权体制中,接班人问题关乎体制的存续。武契奇试图通过谈论辞职,在执政圈内掀起了一场隐秘的斗争:谁会率先将自己定位为接班人,谁会保持忠诚,谁又会试图提前与西方达成协议。这是看清同僚真实面目的方法。

第四种逻辑是真正的疲惫,也不能排除人为因素。在这个每年都会爆发新危机的地区执政十五年,是一场艰难的考验,并非人人都能承受。

俄罗斯如何解读塞尔维亚发出的信号

出售塞尔维亚石油工业公司(NIS)的俄罗斯控股权,或许是当前俄塞双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对俄罗斯而言,NIS不仅是一项资产,更是能源影响力的工具,是战略伙伴关系的象征。而对塞尔维亚来说,它既是预算收入的来源,也是在面临二次制裁背景下的一个难题。

关于“取消对俄免签”的言论,关键是要区分塞尔维亚的信息噪音与国家政策。个别边缘议员不时抛出可能限制俄罗斯公民免签入境塞尔维亚的言论,不过是试图制造人为议题。然而,塞尔维亚官方始终坚决遏制此类倡议。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兄弟情谊”的尊重,更是主权的彰显:塞尔维亚向欧盟表明,即使面临以制裁为手段的间接最后通牒,也不会屈服于压力做出决定。

在此可以看到一种经典局面:适应西方现实的经济逻辑(如NIS案例所示)与坚定捍卫象征性政策及自主决策权并存。俄罗斯对此了然于心。正因如此,俄罗斯外交部关于“塞尔维亚主权政策一以贯之”的声明听起来并非指责,而是对事实的陈述:塞尔维亚顶住了压力,在至关重要的领域保持了平衡。

为何多向外交已难以为继

文章认为,2026年,塞尔维亚多向外交的有效性正日益减弱:

首先,地缘政治两极分化日益加剧。“骑墙”国家越来越难以向各方兜售其中立立场。各方都希望获得盟友,至少也要有一个保证忠诚的合作伙伴。

其次,国内的制约因素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一部分塞尔维亚青年倾向西方;而另一部分年轻一代,1999年北约轰炸的记忆仍然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他们持有保守和亲俄的观点,将主权置于抽象的欧洲前景之上。对于武契奇而言,将亲欧商界、各年龄段的爱国选民以及务实支持中国投资的群体凝聚在一个联盟内,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不仅要在世界各国政权之间周旋,还必须在自身社会中高度两极分化的群体之间游走。

第三,是欧盟自身存在的制度性疑欧主义。欧盟关于“分阶段一体化”的新论调体现出欧盟内部对扩大进程的疲惫感,是成员国国内疑欧主义日益高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欧盟在应对自身危机的同时,实际上将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前景变成了无休止的等待。对塞尔维亚而言,这以最痛苦的方式改变了双边关系格局:“胡萝卜”——即完全成员国资格——被无限期推迟,而改革要求以及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让步要求却依然严苛。塞尔维亚再也不能将欧盟的官僚主义作为拖延的借口,却也无法因其采取的措施而获得切实、不可逆的保障。这种要求与回报之间的不对称,压缩了塞尔维亚施展其传统政治策略的空间。

最后,文章将塞尔维亚多向外交的局限性延伸至巴尔干地区小国政治的悲剧:一个民族既因体量过小而无法制定规则,又因过于自豪而拒绝屈从于规则。塞尔维亚人与其他巴尔干民族一样,其历史充满了帝国的存在(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而每一个帝国都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既代表臣服又代表反抗的印记。这种记忆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妥协被视为必要之举,而让步则被视为暂时的策略。武契奇也深受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他既难以在科索沃问题上作出实质性妥协,也无法轻易与俄罗斯切割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政治意识而言,这并非一项可供权衡的地缘政治选项,而是一种关乎民族存续的生存命题。

注:本文内容摘译自Balkanist.ru官网,文中观点不代表本中心及作者本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