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欧洲,移民政策正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各国政府谈到劳动力短缺和需要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提出合法途径和人才合作方案来满足这一需求。另一方面,政治关注点仍然集中在遣返和阻止人员流动上。这包括扩大遣返机制,以及协助将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转移到欧盟以外的所谓“遣返中心”。无论哪种情况,移民都被视为一种管理、控制和循环,而非定居和融入。
这种矛盾在西巴尔干地区尤为明显。在这里,移民治理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却意义深远的变革。曾经以过境和边境管制为主导的地区,如今正日益围绕劳动力流动进行重组。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及其邻国不再仅仅被期望遏制移民,而是要将其视为劳动力来源进行管理。在这里,边界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变。它变成了招聘机构、工作许可证、数字注册系统和雇主担保签证。
移民管理的悖论
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国际移民组织、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等机构以多种方式支持“循环劳动力流动计划”(Circular labor mobility schemes)。它们构建了一个日益完善的体系,涵盖会议、政策倡议、“技术援助计划”、试点项目和治理改革。这些计划促进了区域移民治理的核心支柱,包括:劳动力流动、技能合作、循环迁移、符合道德规范的招聘、数字迁移管理以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些举措通常被标榜为应对人口和经济挑战的中立且基于证据的方案,但它们实际上也发挥着政治作用。它们促使行政能力有限、公共预算紧张的政府与欧盟不断变化的移民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些处境艰难的政府之所以被迫做出这样的让步,是因为欧盟承诺提供关于外部资助的专业知识、政策建议和技术支持。
这些策略也推崇一些听起来很理想的解决方案:减少剥削、促进合法移民、提高劳动标准、加强机构能力以及扩展常规路径。事实上,当代移民治理往往就是这样使自身合法化的:通过技术解决方案、行政效率和看似不言而喻的政策目标来论证。因此,质疑这些举措似乎有失偏颇。然而,这值得我们仔细审视。
问题不在于某个单一的项目、会议、政策简报或技术干预措施,而在于整个体系将移民视为管理问题而非权利、权力与不平等问题的累积效应。随着移民问题被简化为一系列技术挑战,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往往被忽视。谁从劳动力流动中获益?工人最初为何离开?由此产生了哪些依赖形式?为什么合法途径常常将人们排除在外?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个悖论。移民治理体系日益完善,但许多身处其中的人却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劳动者仍然依附于雇主,依赖招聘人员,容易被解雇,而且往往被排除在长期居留和社会成员资格之外。治理范围扩大了,但安全保障却未必随之而来。尽管过去十年间,许多保护方面的挑战依然悬而未决,但这种转变仍在发生。遣返仍在继续,庇护申请的批准率仍然极低。无人陪伴的儿童经常逃避正规的庇护系统。在整个区域,移民仍然依赖非正式网络,而不是制度化的保护。
数十年的移民研究表明,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很多,而这些因素是任何治理架构都无法完全控制的:工资、工作条件、家庭网络、住房、法律地位、歧视和发展前景。尽管采取了新的干预措施,但当移民仍然继续流动时,人们的回应往往不是质疑基本假设,而是制定新的项目、新的协调机制和新的管理工具。二次移民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它已成为移民管理行业扩张的理由。
移民劳工不平等的现实
如果劳动力迁移真如政策制定者们日益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成功案例”,那么劳动条件理应成为讨论的焦点。然而,目前的讨论往往侧重于人口流动性,而非工作本身。意大利媒体Italpassion对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Stellantis工厂的工作状况进行了报道,揭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据证词显示,从事类似工作的工人因其国籍和合同状态的不同,获得的报酬存在显著差异。无论这只是个例还是具有代表性,这种说法都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当劳动力迁移产生基于国籍的不平等现象时,会发生什么?
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雇主们经常抱怨劳动力短缺。然而,劳动力短缺并非孤立出现,而是受到工资、工作条件和劳动保障等因素的影响。数十万工人离开该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机会,更是因为家乡的工作条件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劳动力迁移治理提供了一种便捷的解决方案。与其提高工资水平,不如扩大招聘范围。企业从更远的地方寻找工人,制定新的流动计划,填补空缺职位。从治理角度来看,这是成功。但从劳工角度来看,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目标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还是在不改变造成劳动力短缺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这并非反对移民的看法,而是支持移民权利的论点。与雇主挂钩的居留许可、对招聘人员的依赖、不确定的法律地位以及有限的救济途径,都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成为持续压迫的工具,而非实现个人自主的途径。
替代模型和阻力
今年六月,塞尔维亚的移民工人和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公开介绍了“筹建移民工人联合会”的工作。该联合会旨在为外籍工人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能够组织起来、交流信息并共同维护自身权益。本文讨论的诸多挑战,例如待遇不平等、就业不稳定、对雇主的依赖以及获得救济途径有限等,仅靠现有的移民治理框架无法解决。
移民工人联合会的出现改变了讨论焦点。移民治理日益关注劳动力流动、技能匹配和人力资本,而工会则关注工资、议价能力、住房和工作场所权益。前者管理劳动力流动,后者则维护劳动力流动者的权益。
正如大卫·哈维提醒我们的那样,资本主义依赖于劳动力的流通。这种流通最终是带来剥削还是尊严,并非取决于移民治理的效率,而是取决于工人抵达目的地后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许可证并非一项权利,它可以授权就业,但它不能取代权利。
文章来源:State Watch, 202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