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东南欧与南高加索地区政治局势高度活跃,多重国内危机、选举重组、社会抗议、国家间关系重塑以及地区秩序再分配相互交织。鉴于相关进程之多、层次之复杂,笔者无意穷尽所有具体事件,而是聚焦并系统梳理本公众号关注与推送的十项最具代表性和结构性意义的政治发展进程,以此勾勒2025年东南欧(含摩尔多瓦)与南高加索地区政治变迁的总体轮廓。
1.武契奇历经风雨
2025年1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面临自2023年以来最严峻的一轮国内抗议浪潮。抗议最初由学生发起,随后迅速蔓延至该国多个主要城市,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治理能力形成持续压力。总理武切维奇的辞职更像是一种缓和局势的战术性让步,而非真正的政治转折,随后塞尔维亚的一整年都处在学生主导的抗议运动与政府之间的拉锯状态中。尽管部分反对派不断期待所谓的“红色十月”,即一次决定性的政治爆发,但这一情景并未出现。2025年11月1日,在诺维萨德火车站悲剧一周年之际,该事件虽然一度成为道义动员的象征,但学生运动的势头明显停滞,受到组织疲劳、疏导手段以及缺乏明确政治替代方案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与此同时,武契奇的执政基础并未恢复稳固,其国内支持度受到抗议影响,国际形象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整体而言,塞尔维亚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2023年里布尼卡尔校园枪击案、2024年的锂矿抗议以及2024—2025年的学生运动虽未撼动政权根基,却已削弱其权威。
2.保加利亚国内不情愿完成欧盟一体化(加入欧元区)
保加利亚正式加入欧元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过去一年的社会反应表明,公众对采用欧元的热情并不高。除了对通货膨胀风险和失去货币主权的担忧外,人们对长期政治不稳定也感到明显疲惫。该国多年来一直由脆弱的联合政府执政,最新一届政府甚至在2026年到来前几周就宣布辞职,这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国家能否顺利完成这一重大经济转型的信心。与此同时,作为欧盟中最贫穷的成员国之一,保加利亚仍在艰难应对社会不平等、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以及亲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对加入欧元区的犹豫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反应,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欧盟一体化在保加利亚和全巴尔干地区社会中的吸引力和认同度仍然有限。
3.罗马尼亚“反建制派”未能上台
2025年,罗马尼亚在一片紧张气氛中举行了总统选举,背景是反建制政党可能胜出,以及2024年底宪法法院一项颇具争议的裁决所带来的政治余波。最终,“建制派”候选人赢得选举,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其自身的强势表现,而是受益于反建制阵营在组织、候选人质量和动员能力上的明显缺陷。尽管如此,此次选举仍暴露出一些值得罗马尼亚乃至其周边国家认真反思的深层问题:第一,司法体系和既有政治建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应该介入并阻止一种“程序上民主、但结果上不利于既有体系”的政治选择,这一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第二,海外侨民投票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这些选民大多不在国内纳税,其投票动机往往更多来自情绪上的认同或不满。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后,国家出现严重人口外流、乡村空心化,这一趋势很可能持续放大,并对未来选举结果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
4.巴尔干地区军事小阵营正在形成
2025年,巴尔干地区出现了多个军事合作与准联盟,引发了外界对该地区未来安全架构的持续担忧。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关系本就紧张的背景下,克罗地亚又与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临)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这一举动引发塞尔维亚明显不安,被视为对地区力量平衡的直接挑战。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东南欧更广泛的安全格局中:希腊和塞浦路斯近年来不断深化防务合作,并吸引保加利亚加入,同时与以色列展开密切协调,其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制衡土耳其。尽管这些安排多以合作、协调或伙伴关系的形式出现,但在历史记忆深重、互信基础薄弱的巴尔干地区,此类军事组合仍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相互猜疑,使地区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脆弱。
5.奔向西方的“龟兔赛跑”:格鲁吉亚与摩尔多瓦
过去一年,摩尔多瓦明确作出了向西方靠拢的政治选择,这一点已通过选举结果得到印证,并由其亲欧领导层不断强化。而格鲁吉亚的政策取向却明显向东方倾斜,与此几乎形成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对冲”,引发了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担忧。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就断言哪一个国家真正更接近欧盟,仍然为时尚早。格鲁吉亚?这个早已走过对欧盟高度热情甚至近乎亢奋阶段的国家,如今开始根据自身所面对的现实地缘政治压力调整政策方向。还是摩尔多瓦?目前仍处在强烈亲欧动员期,却尚未真正承受欧盟一体化进程缓慢、反复拖延所带来的现实冲击。两国的对比表明,与欧盟的“距离”不仅取决于政治立场的表态,更与时机、社会预期以及长期融入过程中不均衡的成本密切相关。
6.拉马仍闲得“洗礼羊群”(指闲人多事)
随着巴尔干地区“稳定统治”领导人一个接一个退场,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却依然坚守政坛。最早离开的是北马其顿的格鲁埃夫斯基,随后是黑山的久卡诺维奇,而近几年,外界普遍认为轮到塞尔维亚的武契奇面临同样的政治压力。这一时间差反而为“第四任期”的拉马赢得了更多腾挪空间。在该地区和欧洲的注意力集中于其他国家之际,拉马在国内继续以强势方式执政,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出幽默、开放且富有创意的形象。通过将文化表达与外交活动相结合,拉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长期执政领导人所遭遇的直接批评。当然,这种“幸存”并不意味着永续,当拉马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时,他的离去可能引发广泛关注,并成为我们公众号的重要话题,只是或许还要等到未来的某一年。
7.科索沃(临)在政治上失落的一年
2025年对科索沃(临)来说几乎整整一年都处于政治僵局之中。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未能产生任何明确多数,政党之间也始终无法就组建联合政府达成一致。在多次未能成功组成议会的情况下,政治运作陷入停滞,制度性危机不断加深。最终,科索沃(临)总统决定重新启动选举程序,并将新一轮“议会”选举定于12月28日举行。此次选举中,自决运动党得票率接近但未达到50%,再次确认其仍是科索沃(临)最受欢迎的政治力量。然而,这一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争议的影响,尤其是有关地区外侨民投票在选举结果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使其政治正当性仍面临讨论。
8.亚美尼亚与其所在区域逐渐变得和谐
亚美尼亚在过去一年实现了重要突破。首先,在美国斡旋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签署了和平协议。随后,这一进展又为亚美尼亚总理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创造了条件,并推动长期关闭、始于第一次纳卡战争的亚土边境出现重新开放的可能。土耳其因此被普遍视为赢家之一,通过这一进程进一步强化了其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战略联通。相比之下,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则承受着明显的象征性损失,甚至可被视为“丢面子”,尤其是在纳卡地区被广泛认知为亚美尼亚文化摇篮、类似于亚美尼亚的“科索沃”的背景之下。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并未像过去二十多年中一些塞尔维亚政治人物那样迎合民族主义情绪。相反,他甚至公开对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宗主教发起尖锐批评。在一个长期以来几乎无法区分民族认同与教会归属的国家,这一做法尤为敏感。围绕这一进程,社会评价明显分裂:一方面,支持者将帕希尼扬视为推动国家世俗化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批评者则认为,他正在制造深刻的社会裂痕,而一个地处复杂地区、人口不多、且作为少数基督教国家的亚美尼亚,可能难以承受如此程度的内部撕裂。
9.多迪克下不下台?
正如我们前年所预判的那样,去年对多迪克来说确实是充满动荡和戏剧性的一年。然而,现在就断言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尽头,或许为时尚早。在波黑法院对其作出裁决、禁止其继续竞选和担任公职之后,多迪克并未选择退出,而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塞族共和国议会及相关机构中的影响力,并不断以激化局势相抵制,试图将政治压力转化为制度性对抗。尽管在总统人选安排上他选择退居幕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力的真正消退。相反,多迪克依然以“幕后关键人物”的身份深度介入政治运作,继续左右塞族共和国的政治走向。
10.不结盟政策另有继承者
如果不再以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而更多从理想主义和公共外交的视角出发,那么南斯拉夫“不结盟”的外交传统在斯洛文尼亚那里得到真正继承,而非塞尔维亚。这里的核心并不是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而是在价值立场上与国内及国际公众形成共鸣。斯洛文尼亚在欧洲内部持挺乌反俄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但斯洛文尼亚还站在强烈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前沿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也并不回避对美国政策的公开批评。同时,它积极面向“全球南方”开展外交,这不仅是价值表态,更是一种着眼于未来市场和长期影响力的战略选择。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斯洛文尼亚并不存在一个高度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频繁更迭,但其外交政策的持续性并非偶然结果,而更像是社会与政治层面形成的某种共识。在整体上较为谨慎、缺乏长期愿景的欧洲外交格局中,斯洛文尼亚的做法显得与众不同,其突出之处不在于实力规模,而在于立场清晰、路线连贯,以及将道义姿态转化为外交辨识度的能力。